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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财”是治理“裸官”的前提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适用人员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人事)部门书面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有关情况,在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也要及时报告。(7月26日 新华网)
  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公众称之为“裸体官员”。显然,《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的指向就是更好地治理“裸官”现象,有着前移反腐关口、强化权力监督的深层意义在内。
  “裸官”现象之所以引起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个个孤立、偶然的个案。2005年,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4000多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约50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贪官,绝大多数都是举家出逃,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先把配偶、子女以移民、经商、留学等名义先行送往国外,最后自己再来一个“胜利大逃亡”。对此,有网友歪写唐诗讽刺道:“春眠不觉晓,处处贪官吵。夜来反腐声,‘裸官’跑多少。”
  周金伙,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2006年6月,周金伙在被中纪委“双规”前夕逃往境外。“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当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后,周金伙留下一封写有这句话的信后从容出逃,取道第三地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通过对周金伙事件的观察可知,官员瞒报家属移居国外可追究法律责任有着相当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 [阅读全文]

中国是债务瘾君子吗?

据国外媒体报道,我们现在都知道太多债务的危险了。美国正在为激增的消费债务付出代价。欧洲也正与过多的主权债务作斗争。现在,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是否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即将在债务驱动型增长的风险中取得自己的教训。
去年,中国观察家们曾经就信贷繁荣的后果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中国银行在2009年的贷款量比前一年几乎翻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30%。如此膨胀的信贷扩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把中国经济的信贷水龙头关闭了,那会发生什么呢?
这也是正在发生的。中国的决策者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采取严格控制贷款的措施正在发挥作用。在6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0%。这是显着的下降。而结果是,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中国经济将会放缓到什么水平呢?这取决于您如何看待债务对中国近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提到,中国最近的经济不景气,表现不佳的背后秘密仅仅是应用了大量信贷,在产生可悲的后果前,这一方法已被尝试了。他说,中国的分析师相信中国的经济模式被称为“北京共识”或更一般地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 那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也因此存在失误:
许多西方分析师相信,2009年中国实现GDP 8.7%的增长目标归功于北京共识。这种解释实际上更简单:大规模的债务累积……这是不是偶然发生的。多年来工资受抑制造成现的劳工动荡,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力量已经疲弱,使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债务融资的方式进行投资,从而抵消西方经济衰退造成的损失。这就凸显了北京共识的重要弱点:根据不断变化信贷条件来维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持续增长。问题不在于当货币状况表现异常时,中国是否能继续增长,因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以此增长,而在于当货币状况正常时,中国经济否会继续增长。 …… [阅读全文]

什么样的稳定观才是科学稳定观

稳定是为了解放人、规范人、发展人而建立的一种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实现科学的稳定是一项系统的综合工程——
  小平同志曾说过,“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当前,改革发展进入攻坚阶段,维护社会稳定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什么样的稳定观才是科学的稳定观?怎样才能实现和谐的、动态的稳定?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本刊约请清华大学教授胡联合作答。——编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迅猛而深刻的变革,社会的动态变化性特点越发突出。当前,人们的需要与社会现实之间还存在相当的差距,加之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各种形式违法乱纪现象屡禁不止,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正常的干群关系,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政治权威的流失,导致社会的不满意情绪相当普遍,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增长趋势,各种刑事犯罪居高不下,每年保持着数百多万起的规模,对社会政治安定构成了现实危害。因此,树立新稳定观,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但是一项重要的理论课题,更是一项紧迫的现实课题。
  稳定不是为了把人“管死”,而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为了解放人而建立的一种良好的秩序
  稳定主要不是为了控制人、限制人、束缚人,而是为了解放人、规范人、发展人而建立的一种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它服务和服从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个最根本的目的。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始终坚持以满足人的各种利益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致力于创造和谐的社会稳定秩序以保障人的生存权,并以社会稳定为手段,利用和谐的社会稳定环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今天,我们讲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稳定观,就是要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倍加珍惜稳定,自觉维护稳定,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解放人、规范人、发展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把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出发点与归宿,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凝聚民心、集中民智,统筹人民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始终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以加快发展作为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手段。必须持之以恒地深化改革,努力消除一切束缚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与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维护与发展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利益,尊重与保障人权,坚决反对一切侵犯公民权利和损害公民利益的行为,正确处理各种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充分发扬民主,全面加强人民利益表达机制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落实到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最大限度地从源头上消除不稳定因素,坚决把各种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不断打牢夯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根基。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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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媒:纠结的中俄美“三角”关系

  俄罗斯《莫斯科时报》7月22日文章,原题:纠结的俄中美三角关系
  我最近听了一位著名美国政治学者、汉学家和前国防高官所做的一场演讲。他特别来到莫斯科提醒我们,要警惕日益强大的中国。他说,“中国龙”雄心勃勃并意欲统治世界,还暗示华盛顿和莫斯科需要密切合作,着手为联合抵制中国政治和经济扩张做准备。他的说法让我不禁想起在过去60年内俄中美三国之间多变的同盟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中政治集团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抵制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但苏中友谊并没有持续长久。上世纪60年代两国部队在乌苏里江相互射击使业已紧张的关系降至低点。为对抗前“老大哥”,当时在实力上远不如苏联的中国开始寻求同盟。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深陷越南战争泥塘的美国开始主动讨好中国,美中苏三角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华盛顿开始向中国运送武器并交换情报。中国始于1979年的市场改革使华盛顿向中国提供了更多支持。但华盛顿和北京同盟也不长久。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使美苏关系开始转暖。美国与俄罗斯密切合作并利用各种影响力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变政治体制和政策。
  但貌似美好的美俄关系亦迅速走向终结。沉湎于冷战胜利和军事、政治及经济遥遥领先的美国将目光锁定全球霸权。这种与莫斯科和北京对立并疏远的做法为俄中再次联手抵制美国霸权提供了机会。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标志着美国的全球统治逐渐终结。耗费巨大但未能取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行动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美国的衰落。到2009年,所谓“美式和平”的全球帝国已分明成为一个白日梦,在更讲究实际和现实主义的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开始寻找新的同盟。奥巴马政府的一个想法就是让在全球危机期间仍持续全速增长的中国分担全球安全责任。但是,在两国处于激烈地缘政治竞争且对台军售等棘手问题悬而未决时,中国怎么可能与美国建立一种“轴心”关系呢?即使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美中或者俄中之间也很难达成一种长期同盟关系。首先,北京誓言不与任何超级大国结成正式同盟,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再者,中国曾发誓“抵抗霸权”。中国始终坚称没有称霸的野心并反对任何超级大国的全球统治。 …… [阅读全文]

金融下乡与经济改造

  日前,管理中国金融市场的四大最高机构: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一行三会),联手公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意见》内容可以概括为中国金融最高管理当局开始全面推行“金融下乡”的政策。
  这当然好得很,但要落实,一行三会旗下的银行、券商、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以及逐渐布局的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信贷公司,需要怎么做?似乎并非章法历然。
  因为“金融下乡”自有其天然的复杂性,这不是第一款“突出创新重点,着力满足符合‘三农’实际特点的金融服务需求”,就能够水到渠成的。更不是《意见》第一句话“农村金融服务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村、农民的重要纽带”,这种上升到政治高度,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和所谓“家电下乡”这样的产业优惠政策相比,“金融下乡”的举措,不仅仅需要国家拿钱打折补贴,还需要改造的是我们金融服务的性质,它要达到的结果是要改造我们整个经济的运行结构和运行方式。
  否则国家即使出了各种政策,出了N多打折的钱,也无法和农村的金融市场相匹配。因为这不是金融市场化的服务,而是叫金融产品的财政支持,这是不可长久的。虽然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反馈农业的时候了。但只要是找不到和农村金融市场相匹配的市场化金融服务,所谓反馈农业不过是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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