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管理中国金融市场的四大最高机构：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一行三会），联手公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意见》内容可以概括为中国金融最高管理当局开始全面推行“金融下乡”的政策。

　　这当然好得很，但要落实，一行三会旗下的银行、券商、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以及逐渐布局的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信贷公司，需要怎么做？似乎并非章法历然。

　　因为“金融下乡”自有其天然的复杂性，这不是第一款“突出创新重点，着力满足符合‘三农’实际特点的金融服务需求”，就能够水到渠成的。更不是《意见》第一句话“农村金融服务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村、农民的重要纽带”，这种上升到政治高度，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和所谓“家电下乡”这样的产业优惠政策相比，“金融下乡”的举措，不仅仅需要国家拿钱打折补贴，还需要改造的是我们金融服务的性质，它要达到的结果是要改造我们整个经济的运行结构和运行方式。

　　否则国家即使出了各种政策，出了N多打折的钱，也无法和农村的金融市场相匹配。因为这不是金融市场化的服务，而是叫金融产品的财政支持，这是不可长久的。虽然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反馈农业的时候了。但只要是找不到和农村金融市场相匹配的市场化金融服务，所谓反馈农业不过是昙花一现。

　　《意见》值得赞同的，是对中国金融市场未来发展的判断。因为和城市金融机构密布、金融产品繁多和金融服务丰富相比，中国广大的农村几乎就是一块处女地，在那里几乎就没有金融服务一说。

　　也许按照市场逐利的逻辑，只要是市场的处女地，资本就应该自动前往。但中国的金融家们，为什么不去那里呢？为什么要停留在市场饱和度已经很高的城市里呢？这与金融行业的特征有一定的关联，所谓晴天送伞雨天收伞，是这个行业的典型特征，金融服务很难成为带有福利性质的服务。资本逐利，既看到市场空白，也会看到市场的风险和成本。

　　要成功地推行“金融下乡”，问题甚至出在我们城里的金融市场。因为中国的金融服务，说到底不是以服务质量取胜，从而赢得优质客户的服务，而是对某种金融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这种金融资源的权利。这不是金融市场里的服务，而是金融资源国家占有下的行政配置。

　　比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城里就没有充分做好城里人的金融服务，它们高高在上地只会把它们集中占用的资源，恩赐似的给到市场；或者服从命令似的给予央企国企；要求连对城里金融服务的“走”都不会的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去做“金融下乡”的“跑”，这怎么可能呢？

　　何况针对范围大、集中度不高、小散的农村金融市场，全世界都没有明显可以复制的成功案例。世界上大约只有孟加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创的乡村银行，发展了“微额贷款”的服务是个例外。他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我们无法确定。因为以金融服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举世就他一个。我们期望《意见》下达之后，中国就有这样的金融家，估计这有点想当然。

　　当然开创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新局面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个必然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必然，而是我们需要改变中国金融行业的经营结构和运行方式的结果。这个结果要求中国的金融家们，首先学会怎么做市场化服务。

　　比如依赖信贷业务的中国银行家们，就要先在城里做好针对各种不同收入人群的零售服务，把已经在世界上成熟的各种按揭、信用卡和小额消费贷款做好，不能以听行政命令而做个人信贷服务。如果连这个有完整游戏规则的功夫都做不好，去创新搞农村金融市场，那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只有根本改变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改变目前金融资源占有和配置极端行政化的特质，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农村金融服务。而这样的服务一旦金融市场化运行，改造我们经济的任务才真正会有起色。因为到那时，农村有了真实的经济金融服务，就会成为内需最大的市场，其庞大的人口会是消费的坚实基础。（作者系独立财经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