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狱中有一件出名轶事：他将一部分时间用于学习阿非利卡人(Afrikaner)的历史，并自学南非荷兰语(Afrikaans)，这是关押他的狱卒的语言。他明白，能够通过对手的视角看世界，对于未来的任何谈判都十分重要。
换位思考与情感（包括自己的情感和谈判对手的情感）在谈判和交易撮合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无论在政界还是商界都是如此。情感方面的意识能帮助你在盲点和偏见的雷区中找到一条出路，并使你具备自我控制的能力。
在近期出版的《谈判的艺术：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如何随机应变达成协议》(The Art of Negotiation: How to Improvise Agreement in a Chaotic World)一书中，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迈克尔•惠勒(Michael Wheeler)教授将优秀谈判者所具备的技巧，与爵士音乐家或者喜剧艺人的随机应变能力相提并论。这些艺术家懂得察言观色，掌握他人的情绪，能够创造性地应对意料之外的迂回曲折，同时保持主旋律的连贯性。
惠勒教授指出，如果你只要一想到谈判就紧张得冒汗，那么在谈判中你很可能让自己受制于僵化死板的计划，错失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机会，或者未能争取最大利益。但即便你能做到泰然自若，你仍需明白其他人可能并非如此。惠勒教授解释称：“作为人，我们喜欢掌控大局；作为谈判者，我们需要让其他人点头同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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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首席执行官(CEO)们开始不再兼任董事长职务。但一些大银行的CEO们仍然痴迷于这一令人困惑的做法。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董事们正连续第二年建议否决投资者要求将董事长和CEO职位分开的提议。他们称，分开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困惑和效率低下”。杰米•戴蒙(Jamie Dimon)是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CEO。
如果分开能够最大化地避免身兼两职带来的更严重威胁：自负、野心膨胀和工作量过大，那我还是乐意稍微冒这个险，忍受短期内不确定、困惑和效率低下的后果。
但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问问30人小组(G30)中其他银行的CEO们吧。G30是一个由金融家和监管者组成的论坛。G30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全球金融机构分离高级职位有着“不容置疑的逻辑”。G30的工作小组写道：“CEO承受的压力和职责发展到几乎超过一个人所能承受的范围。”
该报告还估计，金融集团的CEO兼董事长拿出35%的时间解决董事会的问题。CEO若不兼任董事长，就可以把这些时间投入到管理企业当中。这样减少了利益冲突，推动了董事会的建设性质询。简言之，CEO和董事长由不同的人担任，不仅限制了学生给自己的家庭作业打分导致的问题，而且还让学生首先有更多时间做家庭作业。
许多美国公司开始青睐大多数英国大公司采用的治理模式，即便它们以前曾与这种模式格格不入。博斯公司(Booz & Co)估计，在新获任命中，CEO兼任董事长的比例从2000年的40%降至2011年的18%。在“财富500强”(Fortune 500)企业中，董事长真正由专人担任的比例在十年内从9%升至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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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是“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缩写。不过，从公众对这项经合组织(OECD)教育程度排名的反应来看，Pisa或许也可以认为是“Parental Index of Social Anxiety”（家长社交焦虑指数）的缩写。
这项针对全球15岁孩子学习成绩排名的最新分析显示，中国看门人和环卫工人子女的数学成绩，要高于许多国家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子女。在这条消息的映衬下，本周英国教育和儿童事务部副部长对上海展开的访问引起了更大的关注。这位副部长力求找到当地孩子的成功秘诀，然后照搬回英国。
英国对这件事的关注其实反映出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只不过各国的关注点显著不同。西班牙《机密报》(El Confidencial)突出报道了马德里孩子的成绩比加泰罗尼亚孩子高。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则想知道为什么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刚好相反，意大利管理人员子女的成绩高于专业人员子女，而专业人员的教育程度可是高过管理人员的。（经合组织的一位研究人员暗示，如果你日后会继承家族的律所或会计师事务所，那么你就不会那么用功了。）
痴迷排名的行为除了反映出人们对数据的轻信（这本身就说明教育标准有问题），还反映出我们仍对管理学作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1995年说的一句话感到紧张。德鲁克说，在知识社会中，“没有借口不尽职尽责。世界上将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这句话对企业也适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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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所有人天生都有创造的欲望。我在我的孩子们身上看到了这种本能——当他们用乐高(Lego)玩具搭建起微型世界的时候。我们当中的某些人足够幸运，在成年后能够继续在工作、或业余爱好中发挥这种创造冲动。但遗憾地是，许多聪颖过人且志向远大的年轻人永远无法在职业中追寻创造之路。相反，他们会“与魔鬼签订契约”，从事法律、会计、银行业或管理咨询等待遇丰厚的职业。对所有那些高智商的职场新人，我建议他们读一读前企业律师Andrew Yang的新书：《聪明人应该去创造》(Smart People Should Build Things)。
Andrew Yang是非盈利组织“为美国创业”(Venture for America)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该组织的使命是让“天资聪颖的毕业生能够在一家初创企业摸爬滚打两年，从而成长为企业家”。他辩称，美国太多最优秀的年轻人被专业服务职业体面、稳定的高收入吸引，从而忽视了软件、生物技术、能源、制造和零售等令人兴奋的行业所能提供的广阔发展前景、以及创业的机会。这种人才的浪费意味着，新增就业岗位和创新活动减少、税基削弱。
这些精英群体出现更多的企业家，不仅能造福全社会，还有助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许多进入社会地位较高的专业服务领域的精英，对真实的回报有着错误的理解。我的亲身经历让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在20多岁时曾是一名股票经纪人。但我从未后悔过在几年后离开伦敦金融城、开始自主创业，自雇生涯风险更高、但带给了我更大的满足感。我同意小说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写过的一句话：“我注意到，只有在无足轻重的小事上，理智行事才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在可能改变人生的大事上，你必须冒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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