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将黄金调侃为“野蛮的遗迹”，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存贷比也被视为计划经济的遗产，也是时候步入历史了。

近期，中国银监会调整了存贷比相关计算公式，主要体现为一减一增，减少的涉及支农及小微企业相关贷款，比如支农再贷款、“三农”专项金融债所对应的涉农贷款、村镇银行使用主发起行存放资金发放的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等等，增加则在存款方面，一是银行对企业或个人发行的大额可转让存单，二是外资法人银行吸收的境外母行一年期以上存放净额。

外界显然对于此举可望释放的贷款量更为关注，以此而言目前的政策力度委实不大，一方面中国外资银行规模过小，其占国内商业银行总资产比例最多时候也不过略高于2%，另一方面目前各大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的存贷比远远低于75%，调整与否，意义不大。两相叠加之下，虽然有机构大胆估计存贷比调整“理论上”可以调动8000亿的流动性，但实际效果肯定大打折扣。

所谓存贷比，也是贷款与存款之比，按照中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不得超过75%。这种一刀切的监管方式在国外已很少见，外资银行2007年进入中国全面开展业务，对这一规定一度颇为苦恼，中国监管当局还特别优待，给予外资银行法人机构5年宽限期。

追溯这一规定，其源于通货膨胀严重、信贷随意发放的90年代，可谓为了保护存款人、引导银行商业化的一道缰绳。如今历史早已翻篇，银行更早已进化，通过各类表外业务、同业业务等粉饰报表，对于吸储能力超强的某些国有银行，这一规定约束不大，对于急于拓展信贷业务的一些小型商业银行，这一规定则近乎“达克摩利斯之剑”。

这算是中国式监管的特点之一，一方面是有效监管不足，一方面则体现为行政管制过度。存贷比、存准金、信贷额度等数量型监管工具看起来行之有效，但谁也不是上帝，难以精准把握火候，导致货币政策松紧虽然意欲随经济变化而波动，但往往难以合拍，要么如09年“四万亿”信贷井喷那样过松，要么如13年“钱荒”时那样过紧。如此监管，导致中国银行业和中国公司一样，也有高波动的“治乱循环”周期，在宽松时则挥贷如雨，在紧缩时又惜贷如金。

故事的结尾，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版本，近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影子银行大国，通过各类宝宝各种信托产品或者大大小小城投公司项目，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成为影子银行的一环。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期专题指出，自从2007年以来，影子银行向中国风险较高的各类企业提供了规模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贷款。

也正因此，与其寄望存贷比调整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不如视之为形势倒逼之下迟到的纠错举措，其改革意义更大于经济效果，也可谓我此前所谈“挤牙膏”式微刺激的又一跟进之作。早在数年前，不少业界人士包括笔者本人，也曾呼吁放开存贷比这一明显已经落伍的监管工具，本次调整方向正确，但是力度过轻，再多的溢美之词不能掩盖这一事实。至于取消存贷比是否会造成信贷失控？如果制度建设到位，显然不会，正如中国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等人早就呼吁的，《巴塞尔协议Ⅲ》已经可以替代，其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率等指标事实上相比存贷比可以更有效地兼顾监管者以及银行的不同需求。

比起存贷比调整甚至存废，更值得思考问题在于，变动时代，金融监管如何行之有效，或者说监管的“可为”与“不可为”。先说“可为”，这块各类金融专家已经建言颇多，路线图也日新月异。我只想强调一点，无论政府如何呼吁“去杠杆”或者“金融改革”，底线在于不出现金融危机，这对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放松管制虽是必走的一步，配套的制度建设则更需跟进。

至于监管的“不可为”，则呼吁者寥寥，存贷比甚至存款准备金甚至中央银行自身，多大程度上可以管控信贷乃至货币？回到凯恩斯，其理念在中国曾经因为被视为提倡大政府而大被误读，我即将出版的新书《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也会做一些澄清。值得一提的是，复旦韦森教授近期新著《重读哈耶克》一书不仅谈哈耶克，不少篇幅也涉及凯恩斯，可看作为凯恩斯正名。凯恩斯对货币政策也研究不少，他就明确指出银行系统无法直接控制货币量，“银行系统不能直接控制单种商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货币报酬率。它实际上也根本直接控制不了货币量；因为现代银行制度的一个特点是：中央银行在一个规定的贴现率上通过随时买入某种被批准的证券来释放货币”。

在现代信贷经济之下，很多根本问题需要再思考，无论是近期又被翻炒的“存款创造贷款”，还是后凯恩斯主义早已阐述的“货币内生性”，都揭示了一些新的变化正在发生，业界已经在无意识地实践，监管者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