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仅为2%，那将是怎样的情形？鉴于中国在过去30年的表现，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悲观到荒谬程度的问题。当然，中国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经济已开始放缓。但是，什么样的灾难才可能把中国增速拉到如此惨不忍睹的地步呢？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一份颇有影响力的论文，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有关增长的“唯一最强大和惊人的事实”是“回归（约2%的）均值”。他们说，在现代历史上，只在极少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将超过6%的“超高速”增长维持10年以上。而自1977年以来，中国通过调动市场力量突破了这个惯常趋势，缔造了“人类历史上”可能最长的高速增长期。但这两位作者告诉我们，有升必有降。

他们在梳理数据之后，得出两条强大的结论。其一是，通过一个十年预测下一个十年的增长，几乎没有统计学基础。外推法是一种傻瓜游戏——或者如他们所言，“目前的增长对预测未来几乎毫无作用”。从1967年到1980年，巴西的年均增长率为5.2%。当时很少有人会预测，在接下来22年巴西人均收入增长率将恰好为零。

他们的第二项发现是，超高速增长期的平均长度是9年。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例外。唯有台湾和韩国的表现与其接近，它们的高速增长期分别为32年和29年。两位作者表示，一旦这样的增长期结束，增长率降幅的均值是4.65个百分点。按此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4%，印度将降至1.6%——远低于几乎所有人的预测。

该文可能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意义。如果中国和印度保持目前的增长轨迹，到203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将从目前的11万亿美元，上升至66万亿美元。如果完全回归均值增速，到时中印GDP之和仅能达到24万亿美元。两位作者没有必要解释中国或（实际上）印度的增速为何应会如此陡峭下降。这不过就是目前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步步分析使得解释怎样才能不发生这种情况成为乐观者的责任。

有几种可以想象到的反驳理由。第一个适用于新兴市场的总体状况。“趋同”理念认为，贫穷国家可以比富国增长得更快。这部分是因为“低悬的果实”；例如，把人们从生产率低的农村工作，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工作。穷国也可以学习模仿富国；它们不必重新发明轮子。哈佛大学(Harvard)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到了“繁荣的6大杀手级应用”：竞争、科学革命、财产权、医学、消费社会和职业道德。既然我们已知道它们是什么，就可以“下载”它们。包括日本、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在内，几个亚洲经济体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都赶上了西方。如果它们能做到，为什么其他经济体不能？然而，回归均值意味着，如此迅速的追赶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有没有什么特定因素表明它能够逆势而上？首先，中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快速增长期超过了30年。两位经济学家说，这使得快速放缓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但也许会出现相反情况。中国领导人可能已经学会了如何战胜命运。第二，“金砖国家”(Brics)一词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说，两位作者的数据可能由于拉美、中东和非洲这些最令人失望的经济体而有所偏差。或许，亚洲经济体已经发现了一种独家秘方。第三，在中国的长期增长之前，是几十年的混乱和低水平增长。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可能真是一种被长期压抑之后的复苏——这是中国自己的回归均值过程。第四，中国的体量可能产生规模经济和国内市场规模方面的维持增长的优势。如果此情属实，这也适用于印度。

两位作者确实提出了一个认为中国增长速度不可持续的理由：“体制不健全”，尤其是未能控制腐败。有些人认为，此观点是披着新数据外衣的陈词滥调：因为不是民主体制，所以该国不能保持增长。不过，回归均值理论对机械推论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纠正。作者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只要你听到“基于目前的增长趋势”的说法，你都应该停下来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