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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有升必有降”?


    如果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仅为2%,那将是怎样的情形?鉴于中国在过去30年的表现,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悲观到荒谬程度的问题。当然,中国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经济已开始放缓。但是,什么样的灾难才可能把中国增速拉到如此惨不忍睹的地步呢?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一份颇有影响力的论文,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有关增长的“唯一最强大和惊人的事实”是“回归(约2%的)均值”。他们说,在现代历史上,只在极少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将超过6%的“超高速”增长维持10年以上。而自1977年以来,中国通过调动市场力量突破了这个惯常趋势,缔造了“人类历史上”可能最长的高速增长期。但这两位作者告诉我们,有升必有降。
他们在梳理数据之后,得出两条强大的结论。其一是,通过一个十年预测下一个十年的增长,几乎没有统计学基础。外推法是一种傻瓜游戏——或者如他们所言,“目前的增长对预测未来几乎毫无作用”。从1967年到1980年,巴西的年均增长率为5.2%。当时很少有人会预测,在接下来22年巴西人均收入增长率将恰好为零。
他们的第二项发现是,超高速增长期的平均长度是9年。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例外。唯有台湾和韩国的表现与其接近,它们的高速增长期分别为32年和29年。两位作者表示,一旦这样的增长期结束,增长率降幅的均值是4.65个百分点。按此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4%,印度将降至1.6%——远低于几乎所有人的预测。 …… [阅读全文]

中国还是穷国吗?

    联合国秘鲁利马气候大会在即,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资金,这仍旧是气候谈判中棘手的议题。中国属于哪个阵营?环境网站“中外对话”就此采访了数位专业人士。
邹骥,中国国家气候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依然是一个穷国。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发展的量度问题。发展经济学中有“巨国效应”的概念,拿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一个人口众多的巨型国家,哪怕所有乞丐一天少吃一口馒头,这部分财富聚集起来,也许就可以发射导弹和人造卫星了。
中国不是一个富国。她有马云、有王石、有王健林这样富可敌国的人,同时也有巨大的人口、大量的贫困家庭,人均收入不高,并存在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中国有上亿户居民很穷,他们的房子水泥标号不够、不知孩子能否读完中学、没有足够的养老金,周末更不可能去马尔代夫旅游。如果一个国家30-40%的家庭处于这种状态,能说它富有吗?
现在,定义中国确实是个复杂的命题。很多一线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达已经达到了准发达国家的水平,一户家庭可以有几辆汽车、超过两套的住房,可是其他地区就很少有这种情况了。
如何量度一个经济体的能力?可以细分为政府能力、国家能力。中国政府的能力很强,掌握着几万亿的财政收入,然而同时也是世界上负担最重的政府,因为这些钱依然不够将全国农民的社保纳入财政体系。中国仍有1亿两千万人口处于贫困的生活水平之下。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只排在90位左右,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中的位次更低。有这样的富国吗? …… [阅读全文]

国企改革难有实效

    中国上一次认真推行国企(SOE)改革是在近20年前,那时,在“抓大放小”的口号下,每年有数百家国企被私有化或清盘。但在2003年胡锦涛出任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政府变得不太愿意让国企“差生”倒闭,而是依赖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简称国资委),向那些未被放弃的国企注入更强的市场意识。然而,国资委只是起到了保护它们存在的作用——通过让受益于关键行业垄断地位、盈利能力较好的国企来补贴亏损国企。面对压力,北京方面现在提出了一项通过混合所有制提升国企业绩的新战略,但这将无法解决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民企与国企的资产回报率都在稳步上升,两者之间的盈利能力差距不如后来那么大。但自2008年以来,民企的资产回报率已大幅升至11%,而国企资产回报率有所下降,近年徘徊于5%上下(见图1)。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把这一差距的扩大视为国企业绩欠佳的证据。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民企和国企的利润率——另一项经常用以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标——近年来有所接近。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国企的盈利能力实际上强于民企(见图2)。
该如何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呢?我们可以把资产回报率表述为两个比率之积:利润率(利润/收入)和资产周转率(收入/资产)。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解构国企和民企的资产回报率,情况立即就会明了——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资产周转率:民企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国企。换言之,对于一份给定资产,民企产生的收入远高于国企,即便两者从单位收入中赚取的利润几乎相等。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政府2009年的刺激政策,这些刺激主要通过国企传导,鼓励国企创建至今仍未消化的冗余产能。另一方面,民企在针对市场境况变化进行调整方面做得不错。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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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债务风险

    信托公司处于中国影子银行业体系的核心。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对冲基金收集了至少250家信托公司的产品说明书。这些说明书除了披露用作贷款(无论是已承诺贷款还是已计划发放的贷款)抵押物的房地产的价值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内容。
如今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像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日本,或者是2007年至2008年的美国,当时这两国分别处于由房地产估值过高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前夕。不仅房地产公司债台高筑(中国房地产公司既在国内大举借债,又在海外的高收益美元债券市场借债),而且中国其他许多借款者只有用房地产做抵押才能贷到款。
房地产市场低迷加上企业创纪录的杠杆水平,已经成为中国股市和债市投资者的主要担忧之一。杠杆水平不断增长——由于一系列行业的销售和现金流疲弱,这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最终会导致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增加,从而限制它们未来提供信贷的能力。就中国而言,鉴于从水泥和煤炭、到船舶和钢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没人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摩根大通(JPMorgan)驻纽约经济学家大卫•汉斯利(David Hensley)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国内银行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略低于100%,但到今年8月,这一比例膨胀至139%,相当于每年增长6.7%,是所有新兴市场中增长最快的。与印度的数据比较一下,该国银行贷款与GDP之比仅为55.6%,每年增长1.2%。若再加上非银行金融机构,则中国的贷款与GDP之比升至约200%。此外,借款者偿债能力急剧恶化。香港小型研究机构GM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中国借款者的债务高达经营现金流的12倍。 …… [阅读全文]

中国步入降息周期

    11月22日的降息,不仅意味着中国央行终于开始放弃对于抵制刺激如“尾生抱柱”一般的执着,也标志着中国经济政策转折点正式到来。这是中国自2012年7月以来的首次降息。根据官方信息,本次从11月22日分别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40与25个基点,同时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降息带来中外分析师的分析狂潮,多数以“正如我们所预测的那样,央行开始降息”作为开始。有趣的是,降息还是不降息,在市场与监管者的眼中一直是不同风景。对于市场而言,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中小企业,资金面偏紧是普遍的反应,可以说天下苦“钱荒”久矣,降息呼声一直很高,FT中文网《货币政策》相关专题之中,沈建光、胡月晓、张明等观察家已经数次强调分析降息的必要性。对于监管者而言,一方面,降息降准等宽松政策总是民间被理解为“放水”,中国央行似乎一直回避这类常规性政策操作。FT中文网在降息当日刊出的分析《中国央行应全面放松货币吗?》,就部分分析了监管方对于降息降准的抵制与迟疑心态。另一方面,不愿意放松则必然带来市场流动性紧张,央行的应对之道是实践大量创新性货币性工具,从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到 SLF(常备借贷便利)再到MLF(中期借贷便利)等等,事实上在全面宽松之前已在悄悄放水。……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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