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洲事件在微博上引起一波争论。一方面，媒介的糜烂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面对自律的呼吁，轻飘飘的一句“奉旨自律”，并不足以否定个体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能与高贵，也更不能为那些腐败的媒体人戴上悲情的道德高帽。但在另一方面，仅仅着眼于自律二字，似乎也浅尝辄止，言之未尽之处，或许尚可补充一二。

    虽然，陈永洲关于中联重科的报道是否存在捏造、虚构之处，还待法院判断；虽然，除了在央视上自证其罪外，仍未有权威的、可信的证据。但根据局内人的反应，陈永洲收钱报道一事基本可以确定。那么，这一事件除了伤害了中国媒体公信力，中国媒体人形象这些抽象概念之外，到底实实在在的伤害到了谁？

    2011年，在陷入窃听丑闻之后，为避免自己的全球传媒帝国遭遇更大的危机，默多克宣布关闭《世界新闻报》。历经168年，拥有750万读者，英国最畅销小报《世界新闻报》正式关闭，损失可谓巨大。

    可见，在一个正常的媒体市场中，丑闻会影响新快报的销量、广告销售，甚至可能会导致报纸关张，并进而伤害新快报乃至其上级集团的声誉。媒体的最大资产是沉淀在时间中的信誉，所以，此次丑闻最终伤害到的是新快报乃至其上级集团的资产。

    这就导向一个问题，谁在对一张报纸的资产负责？短期内18篇负面报道，绝不是一个记者能够左右的。在现行体制下，每个媒体经营者实质都是短期的官员，不可能有长期收益的预期，在内部人控制之下，上下合谋的透支媒体声誉寻租以求得私利，就是一种“内部人控制”之下的理性。

    这个场景中国人并不陌生。

    在改革之前，对于公有制之下的国企，“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是老一辈中国人的常识。改革开放之后，价格双轨制下的国企管理者依靠批条、价差从市场中寻租，侵蚀的也是国企的利益。即便在价格双轨制结束之后的今天，国企仍然运行在公有制与市场、政治与资本的双轨制之下，国企管理者的腐败、寻租仍是层出不穷。

    中国媒体的处境与国企差不多，也是出于同样的双轨制之下。那么，既然我们明白产权所有人虚置，运行在双轨之下的国有企业不能避免此类种种弊端，明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的自觉性，不能依靠管理层的党性搞好国企。那么，为什么媒体人要说服自己相信即便在同样的双轨制下，只要依靠媒体人的个体自觉与操守，就能汇聚成中国媒体的公信力？

    媒体人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更高尚，道德赞誉背后永远会伴随道德强制。因此，只有抛开道德赞誉，循着具体的历史路径，从行业本质出发，才可得到最为公允的结论。

    从报纸的兴起来看，本身就是特定利益的侍婢，多为政党或私人兴办。在现代商业社会，在言论自由的大原则下，媒体是言论自由有组织的商业形式，首先是公司，是法人，是私权主体，他们没有义务一定要客观、中立、理性，但却有义务守法、不作假。说到底，理论上，报纸无非几个人凑一起，把自己想说的散布出去，水平高低、观点左右都不论，只要不虚构、不捏造、不诽谤、不夸大，拿钱说话，并不为过，任何人都无权干涉。
实际上，这正是所有广告的逻辑基础。新闻虽然不同于广告，但媒体最基本的原则却是言论自由，只需不作假，在理论上并不需要拒绝金钱，在现实中则更是如此。假设新快报报道属实，同时收钱做了一个天价广告，再转身发给陈永洲50万的特别奖金，这又如何？所以，仅仅着眼于收钱本身，就会发现，在逻辑上这不过是中国媒体的行业普遍实践。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伦理虚无缥缈，实际上，新闻伦理是竞争的思想市场的派生之物。市场总是好的，思想市场上仍有看不见的手。即便为金主说话，其目的也在于说服大众，必然参与公开的思想市场的竞争，竞争必然逼迫出优质产品，完成真假善恶的优胜劣汰。如果我们不相信公开的思想市场的这一作用，那么，就无法解释人类在思想市场上的发展成果，也无法解释竞选活动导向的社会效率。最起码，我们能够感知到身边的微博，纵然有谣言出没，但随之而来的自发辟谣却是最快与最好的。

     从企业管理原理来看，企业外部的竞争压力是内部治理的强大动机，在思想、舆论、新闻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会逼迫每一个媒体寻求自身的良好治理。所以，媒体的所有人最大化企业利益、控制经营风险需求、对无形信誉的保护、长期收益的预期等总总动机必然转为严格的内部控制机制，而这才是媒体人自我约束的新闻伦理的最牢固动机。而当媒体资产所有人虚职，内部约束必然减弱，上下沆瀣一气也就必然发生。

    所以，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在媒体的针锋相对中，媒体在内部会产生对员工的严格约束，产生出自律的伦理，而在外部会则产生出具有“公共平台”、“公信力”、“新闻伦理”等属性的媒体共同体。新闻伦理、媒体人的自律，更多的是一个自由思想市场竞争的派生之物，是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是结果，而非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媒体存在的寻租，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自由的思想市场的土壤，没有自由媒体的竞争，新闻伦理根本无从生根发芽。

    而那种相信市场中的某一家媒体、某一个媒体人能够依靠自身达成新闻伦理的逻辑，到最后就必然通向“只需一家媒体”。毫不奇怪的，这正是“真理部”存在的逻辑。由此，产生出门槛与管制，从经济学角度看，就产生了“租值”，进而不可避免的发生寻租。

    管制之下的寻租，本质万变不离其宗——把权力变现，但具体形式却多姿多彩。陈永洲实际上是用新闻牌照到金主那里寻租，而另类更隐晦不明的寻租，则是用“能够放松管制”的权力，化作更宽的尺度，在左或右、民粹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舆论市场上寻租。这些寻租有些符合道义，有些则不，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冲击、侵蚀着管制。

    这就出现一个奇怪但却合理的逻辑：新闻寻租不可恕，但从某种意义上看，寻租，正是消解管制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脱胎于宣传体系的中国媒体怪胎，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自由下，向市场子宫汲取力量，吸取新闻业的原初DNA，在重新发育中再次经历媒体进化历程，侵蚀管制，进而有生的、稳定地达成媒体共同体的新闻伦理。

    就在丑闻之后，各传统纸媒几乎失语，而微博上却激烈讨论、反思，这似乎也意味着真正的中国自由媒体的重新发育与新闻伦理的重建。但别忘了，撑起这个自由的，正是资本。

    所以，除了媒体人的自觉，更重要的是产权清晰的媒体，自由资本的引入与冲击，市场竞争消解管制的动机，只有这些因素才能最终消解管制，重建伦理，消灭寻租。而在当下产权不清、媒体无形的信誉资本所有人虚置的大背景下，追寻中国媒体人的个体道德自律，追寻中国媒体的新闻伦理，就如杜鹃声声啼血，却注定精卫填海无功。

    不过，情况已经在慢慢改变。一方面，不管是市场化企业开始承担媒体功能，还是微博上的自媒体，都有着更加清晰的产权，这必然产生更严格的内部约束。另一方面，网络发展的速度也使其超越了管制。这都使新媒体在一开始就有着更小的包袱，更大的空间。从这一点来看，在中国语境下，新旧媒体的差异，最大的并不是技术差异而是管制差异与产权差异。

    综上所述，在消解管制的过程中，寻租有其路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这仍不能偷换为道义性，而在另一方面，批评寻租行为的非道义性时，却必然要指出其在中国历史路径下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