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主席对于自己看准了的东西，在放松监管上，可谓‘毫不手软’。”针对5月18日出炉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办法》（下称《管理人办法》）及配套规则的征求意见稿，一家位于上海的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表示，上述文件或将对公募基金行业格局的重整以及行业生态的全面改善，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实施经年有余的基金公司同业经营限制及“一参一控”等多项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均被松绑，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机构，可分别参股2家基金公司(其中控股不得超过1家)。加上去年6月新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中对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可超过49%的政策放开，基金公司股东谋求绝对控股地位，甚至获取两家以上基金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法律障碍已被全部扫清。

就在不久以前，伴随着基金子公司的设立审批进入“冻结期”，对重回“管死”老路的担忧，还一度在公募基金行业内弥漫。而《管理人办法》及配套规则征求意见稿，为行业注入新的“活化药剂”。诚如一家参股基金公司的央企内部人士所预期，在即将到来的公募基金业新一轮股权整合的背后，势必伴随着新资金的注入以及强势基金“集群”的打造。

中信证券此时高调回购华夏基金[微博]股权的“巧合”，则进一步增加了上述预期的市场热度。继招商银行对招商基金、东北证券对东方基金实现绝对控股之后，中信证券也计划将两年前卖给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无锡国联”）的10%华夏基金股权重新购回，从而使自己在这家中国最大公募基金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达到59%。

作为当年持股比例限制和“一参一控”规定的“著名受害者”，中信证券在绝对控股华夏基金后，会否有介入其他基金公司整合的打算，以及此桩交易本身的“代持疑云”，则倍加引人关注。

在中信证券以外，少数中小基金公司的实际控制者也开始考虑借助股权并购，以同一控制人下的小基金公司“集团作战”，改变目前中小基金公司相对被动的市场竞争地位。另一方面，部分较晚进入公募基金行业的大型金融机构股东，如部分股份制银行及保险公司，也开始考虑通过更多的参股控股，提升在行业中的话语权。

不过，对于证监会放松“一参一控”以及同业竞争限制的监管趋向，同样不乏质疑和批评之声。有业内人士就对这些新措施能否获得更高层监管者的背书认可，感到怀疑和悲观。亦有大型基金公司高管认为，这一政策放宽对行业发展“并没有太大意义”，在公募基金牌照已经“大为贬值”的情况下，控股多家基金公司“对业务拓展难有较大帮助”。

真假代持

尽管市场对中信证券增持华夏基金股权的做法早有预期，但当无锡国联宣布以当年的买入价“原价”挂牌出售华夏基金10%股权，并为接盘方设定了一系列严苛资格限制的做法，还是令多数市场人士大跌眼镜。尤其在中信证券“恰好”符合全部资格要求而提出收购计划后，有关此桩交易或为“代持归位”的猜测也在行业内外不胫而走。

2011年12月，彼时100%控股华夏基金的中信证券，在证监会的一再督促下，将华夏基金51%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五家企业，以满足当时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超49%的监管规定。这其中，无锡国联和山东海丰国际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等三家企业均是以挂牌底价，即16亿元分别购得了华夏基金10%的股权，而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则是以17.6亿元买入华夏基金11%股份；外资企业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加拿大鲍尔集团），更以17.84亿元的价格获得10%股权，较底价溢价11.5%。

在上述交易完成之初，即有市场传言称，某些底价入局的内资股东，就是为中信证券代持华夏基金股权。

时隔一年半之后，无锡国联出让华夏基金10%股权的挂牌底价却是“零溢价”，仍为16亿元，而中信证券也摆出一副势在必得的姿态，使得无锡国联或为代持者的怀疑之声大为高涨。

“一个最基本的疑点就是，华夏又不是很烂的机构，虽说这几年盈利都在下滑，但起码还是行业龙头，有几亿元盈利的，10%股权居然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点溢价都没有，连活期存款都不如。这实在有点说不通。”一位基金业内人士表示。

入股华夏基金后，无锡国联在董事会席位安排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在此时也进一步加大了其与中信证券存在隐秘利益安排的嫌疑。在中信证券完成股权转让后成立的第四届华夏基金董事会中，除去大股东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以及代表华夏基金管理层的华夏基金副董事长范勇宏，排位最高的董事便是无锡国联的代表无锡国联集团副总裁华伟荣，而董事会剩余的六个席位则分别由两名中信证券高管和三位独立董事出任。换言之，持股数不及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无锡国联，却成了唯一有代表进入董事会的小股东。

然而，一位无锡国联内部人士却私下回应称，有关无锡国联“代持”的说法纯属捕风捉影。他指，如果真的是代持，中信证券和无锡国联作为资本市场上经验丰富的参与者，对回购交易的安排，“价格上浮调整一下，一定都不困难”，“证监会对代持这么敏感，如果是事前商量好，又怎么会给大家瓜田李下的观感？”

这位内部人士还辩称，尽管华夏基金2012年盈利状况不错，“但公募基金行业近几年整体经营业绩都在下滑，加上又只有10%股权，其他机构接手做财务投资的意义有限，如果底价定的过高，反而可能令交易流产，到时候对我们更被动”。而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问题，这位内部人士称，即便以16亿元底价成交，加上交易本身是在无锡国联下属的无锡产权交易所进行，还能获得一些交易收入，“起码账面上是有浮盈的，不存在国有资产利益输送的问题”。

不过，这位人士也表示，未来无锡国联和中信证券还有诸多合作机会，“维护和深化良好的合作关系，要比一笔两笔交易多赚点钱，更加重要”。

虽然遭遇非议，但中信证券重获华夏基金绝对控股地位，却已无悬念。可是这一结果以及目前的监管新动向，无论是对中信还是华夏基金，却都可视为“命运所开的残酷玩笑”。

如今，在重获华夏基金绝对控股地位后，华夏基金的董事会也将因无锡国联方面董事的退出，而进行调整。但由于证监会规定，董事会中与主要股东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数量不能超过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在董事会中拥有三席的中信证券已经达到规定上限，空缺的董事席位势必由其他小股东或华夏基金管理层派出。曾有华夏基金内部人士指，现任华夏基金总经理滕天鸣极有可能就此进入董事会。但对这一说法，也有至少两位华夏基金投研团队成员指“变数不小”。“还是看大股东的意思吧，不知道他们对滕总是否满意。”一位华夏基金人士表示。

可控创新

从郭树清时期的“基金子公司”新政转至如今的放开“一参一控”，监管机构的政策调整似乎传递出两层意涵：其一，过去一年多来的泛资产管理行业实践，以及公募基金业过去三年来愈加艰难的业绩营收状况，都使得监管层意识到，对公募基金业的监管松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其二，但在放松监管的具体方向选择上，肖钢却更倾向于推动可控性更强的传统公募业务创新，而非更加激进的混业创新。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主任胡立峰就指，在目前国内大资产管理的各细分领域中，公募基金业已经是“透明化和规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证监会对公募业务的监管同样到了较为成熟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推动传统公募业务创新所蕴含的监管风险，也远远小于基金子公司目前所操作的部分类信托业务乃至股权投资业务。

另一方面，近几年公募基金业整体陷入发展困局，固然与股票市场的低迷行情关联颇大，却同样和业务品种狭窄，以及由此而来的投资路径受限和产品同质化加剧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发展跨市场ETF、多空分级、黄金ETF等创新公募产品的呼声，也在公募基金业内持续高涨。

与此同时，部分公募基金公司也意识到，在泛资产管理混业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强化资源统一配置、发挥规模效应也同样成为公募基金公司控制成本、提升业绩表现的关键所在。“公募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你的客户群体是广众的，不像私募信托可以依靠投资门槛筛选出来，因此有时候公募基金要把一类业务做好，就必须集中推出有一定差异但又大体属于同一类型的一批产品，规模效益就体现出重要性了。”一位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助理表示。

“站在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公募业务的监管基础确实比较好，在创新与风控都需要重视的情况下，推动公募业务的创新应该是比较受认可的方向。”一位证监会基金部人士表示，“但是开发新的公募产品以及实现产品研发的规模效应，都是需要基金公司有更强的实力和资金投入，这也需要行业中的资源整合，并且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和央企扩大在公募行业的资金投入。而且在目前公募业务对保险资管和私募均大幅放开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一参一控’意义不大，所以监管机构也会及时进行政策调整。”

不过，对于业已批准审理的基金子公司，监管机构到目前为止，仍无意出台专门的管理细则，以收缩业已放开的基金子公司业务空间。证监会内部人士指，基金子公司的业务实践尚处起步阶段，监管部门对实践进程均有密切追踪，“但在实践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出限制性规定，恐怕适得其反”。

对此，一家子公司设立审批受阻的大型基金公司高管就表示，一旦“一参一控”及同业竞争的监管放松最终落定，在已获批基金子公司业务仍将正常开展的情况下，部分未能顺利设立子公司的大型基金公司和银行系基金公司，则有可能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获得部分已设立子公司的小型基金公司的控股权，进而取得目前仍价值不菲的所谓“基金子公司牌照”。但上述情况的发生概率，却仍取决于监管机构对基金子公司设立审批和业务开展的态度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基金部人士也强调，尽管公募业务创新，总体属于“风险可控创新”，但类似黄金ETF之类的创新产品，“内在蕴含的风险比原有公募产品更大”，因此在这类产品的审批上，监管机构及基金业协会也都会更加审慎。

竞争格局

在“一参一控”规定放松的同时，大量跃跃欲试的新进入者已经掀起了一轮外部力量涌入公募基金行业的热潮。这轮目前仍在持续的热潮，同样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公募基金行业的基本生态格局。而这些行业新成员和“准新成员”，不仅包括筹谋已久的多家银行系基金公司，亦包括保险及私募股权基金酝酿创设的公募业务部门或公募基金公司。

继北京银行创设的中加基金于今年3月正式成立后，兴业银行旗下注册资本金高达5亿元的基金管理公司也于今年5月基本完成筹设工作，或将于近期正式成立。除此以外，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基金公司筹设工作，也在今年年初获得证监会、银监会督导后大为加速。而第三批银行设立基金公司的申报审批，同样有可能在年内开展。银行系基金公司版图的进一步扩张，已是大势所趋。而已经拥有基金公司的大型银行，基于加速业绩扩张的考量，也极有可能成为“一参一控”放松后，参与基金公司股权收购的主要力量。

相比之下，保险公司本轮对基金行业的介入，则在形式上较为多元。除去早已通过平安信托设立平安大华的平安集团，在另两大保险巨头中，中国人寿同样选择创设自己的公募基金公司，但中国人保则更青睐以事业部的形式，发行公募产品。正如一位人保集团内部人士所言，这两种做法各有利弊，“独立基金公司是避免了保监会和证监会的双重监管问题，但事业部制却是避免了过大的前期投入，现有资源对接难度更小”。

不少本土顶尖私募股权基金对开展公募业务的热情，却是此轮热潮中最为强烈的。“尤其是一些做债券或者量化策略的私募，一方面是看准这些领域，原有的公募基金介入不多，另一方面也相当于一种对品牌的推介打造。还有债市目前对丙类户交易的限制，也使得部分私募债基希望以公募身份，尽可能规避强化监管带来的冲击。”一家本土私募债券基金公司合伙人表示。

随着“一参一控”的政策变化，新进入者们在发展路径上，无疑也有了更多的选项。尤其对于银行和保险机构而言，依托旗下平台控股成熟基金企业，显然也能为自有基金公司的建设，提供更加强力的指导。

当然，在公募基金业“大幅对外开放”的同时，部分基金公司也开始酝酿“走出去”，向券商、并购基金等领域扩张。一家行业排名前列的公募基金公司，便预期在今年下半年完成旗下证券公司的设立。同样也有公募基金公司已经通过子公司，设立了专业的产业并购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