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国际大型收购公司之一——普罗维登斯投资(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向其投资者宣布，其驻香港的董事总经理童小幪(Sean Tong)将从公司离职，转而创立一个专注中国的私人股本投资平台。众多当地人士正离开西方公司另立门户，加剧了已然十分激烈的私人股本市场竞争，童小幪只是其中的一员。

　　“随着中国国内私人股本公司的发展，大型国际公司正失去竞争优势，”香港一家大型美资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律师说。

　　所以今天，如果私人股本公司希望在中国市场蓬勃发展，将不得不再次重塑自我。收购公司已经多次根据中国市场的现实调整自身模式，因为曾在美国大获成功的公式换一个地方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一方面，现在中国国内有大量资金。拥有资本已不再是某种独特或具有差异化的特征。正如童小幪的例子所示，内地私人股本业没有进入壁垒。此外，这里几乎没有取得控股权的交易。因为很难动用大量借贷资金。大规模重组和削减成本很难进行。这意味着很多交易只涉及到即将或已经上市公司中的少数股权。

　　但是，这样的少数股权仍然能带来利润。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投资中国太平洋保险(China Pacific Insurance)少数股权的交易，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全球所有收购公司利润最丰厚的交易之一。同样，美国私人股本公司TPG投资深圳发展银行(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股份也获利达数十亿元。

　　TPG入股广汇汽车(China Grand Auto)的交易可能会带来更多利润，TPG因此在覆盖全中国的汽车经销权中获得一份股份，但事实上这也是一场房地产博弈，因为广汇汽车所拥有的土地一直在增值。事实上，2010年， TPG的亚洲基金远比它的旗舰产品美国基金表现更为出色。其亚洲基金当年资产增值幅度在40%至50%之间。

　　但是，未来这种收益也有可能走低。“低买高卖轻松发财的时机已经结束了，”一家主要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的亚洲主管说，“市场机会或许正在增多，但是进入市场的资金增速也在加快。”

　　现在，随着交易竞争日趋激烈，私人股本公司都不得不重新调适。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是，它们愿意在中国成立人民币基金，希望中国资金雄厚的企业家可以为它们带来更多资金和交易。

　　许多公司还希望，电脑经销商联想(Lenovo)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先驱案例在未来可以被更加广泛的复制。联想转向TPG和另一家私人股权公司General Atlantic，寻求运营美国技术部门的帮助。这应该是私人股本公司天生适合扮演的角色，因为它们可以成为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它们能够缓解政治和监管担忧，或是以合伙人而不是付费顾问的身份对进程的可行性出谋划策。

　　“私人股权公司对中国以外地区的了解是其附加值，”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驻香港亚太并购主管乔•加拉格尔(Joe Gallagher)说。

　　但到目前为止，这种交易并未大量出现。总部设在青岛的白色家电制造商海尔竞购美国家电制造商美泰克(Maytag)时，曾联手管理咨询公司贝恩(Bain)以及私人股本集团黑石(Blackstone)寻求帮助，但是最终收购未果。黑石集团还在帮助一家消费者公司中国蓝星(China National Bluestar)进行海外投资。黑石持有该公司股权。

　　随着中国企业对在西方发达市场展开收购的兴趣愈发浓厚，私人股本公司的潜在作用也愈发凸显。这是因为中国企业，乃至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最主要的担忧是如何整合不同的文化。他们在国际舞台上贫乏的经验意味着这里存在印度之类的市场所不能提供的机会——在印度，高管们对自己管理跨国公司的能力更有信心。

　　银行家们表示，这是没有出现更多交易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当交易涉及重型机械技术或天然资源时，中国人才对管理自己所收购的公司充满信心。

　　私人股本公司还可以帮助缓解收购方对出价过高的担忧，这一担忧曾使许多中国公司望而却步，最终退出他们渴望达成的交易——几年前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试图收购印尼国际银行(Bank Internasional Indonesia)就是一例。

　　许多中国银行家之所以讨厌国内交易，还因为收购方不愿付清全部款项。“中国的优势应当是廉价融资，但是因为他们采取分期支付收购款的方式，所以廉价融资并不意味着最终一定会取得成功，”一家大型国际公司的并购主管说。

　　造成这一挫折感的还有其它许多原因。在中国，几乎一切行动都是在政府的指令下进行，因此当交易出现时，银行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找出谁将在竞标中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曾经大获成功的交易之一，就是将香港当地的永隆银行(Wing Lung Bank)出售给代表二线银行招商银行(CMB)的中国竞标方，尽管中国政府当时支持的是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CBC)。但此类违逆中国政府意愿的例子非常罕见。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典型案例私人股本公司也希望不要再度遭遇。

　　上个月，中国的万华实业集团(Wanhua Industrial Group)出资12亿欧元(合17亿美元)，全盘控股匈牙利化学品制造商博苏化学(Borsodchem)。万华首先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博苏化学的债务，以此方式入股这家困境中的公司。而此前，伦敦私人股本公司Permira则是选择2006年这个错误的时机收购的博苏化学。中国公司喜欢这样的便宜货，但私人股本公司并不开心，因为它们在这类交易中吃了亏。

　　水面之下：中国的钓鱼之旅

　　2010年7月，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私人股本公司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向中渔集团(China Fishery Group)投资近2亿美元，此举令这家收购公司在世界最大的鱼类加工企业中获得13.6%的股份——只是这显然不是一宗收购交易。但话说回来，在中国，私人股本活动实际上极少涉及到真正的收购交易。在中国做交易并不容易：估值很高，而且大多数企业家都还年轻，没什么兴趣卖掉自己的公司然后去过退休生活。

　　凯雷等国际私人股本集团退而求其次，转而对即将上市或已经上市的私营公司进行少数股权投资。事实上，根据瑞士银行(UBS)的数据，在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上市和二次发行交易中，有私人股本公司参与的比例高达70%。

　　这并不是说，此类发行前交易的回报不可能赶得上或远远超过真正的杠杆收购交易——这些管理着数百亿美元的大型投资公司，在美国进行的就是后一种交易。事实上，2009年，在中国第三大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China Pacific Insurance)在香港上市后(当年全球前10大上市交易之一)，凯雷便开始减持其在太保的少数股权。凯雷在太保的投资可能会是迄今最赚钱的私人股本交易之一，它让香港的凯雷交易团队总计赚到了数亿美元。在中国赚大钱就得靠这种方式。

　　因为中渔集团已经上市，所以它不会给凯雷带来类似太保交易那样的丰厚利润。但令人高兴的是，由于中渔集团是由一位香港企业家创立的并在新加坡上市，因此凯雷这笔投资的风险将远不及中国内地交易那样大。在中国内地，监管部门一直在改变规则，人们对地方保护主义和潜在仇外心理的担心从未真正消失过。

　　事实上，中渔交易正是凯雷驻香港董事总经理施维德(Patrick Siewert)在他几年前加入凯雷时寻求的交易。在那之前，施维德曾是美国饮料集团可口可乐(Coca-Cola)亚太地区主管。他希望投资于那些将受益于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的公司，并认为随着数亿亚洲人融入世界经济，食品价格将逐步上涨。

　　但是，出于对中国经常出现的企业声誉风险的担心，施维德希望确保所投资公司的行为是适当的。(凯雷已对一家乳品公司进行了投资，投资前它进行了仔细的尽职调查，确保不会再次出现牛奶中添加有三聚氰胺的丑闻。)此外，他已经听说中渔集团董事总经理黄裕翔(Ng Joo Siang)一直在与瑞银接触，商谈在奥斯陆二次上市事宜(挪威人了解渔业)，这意味着该公司正在寻求更多的资金。

　　同时，黄裕翔还希望业务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他回忆说，1992年，为了躲避新加坡家族企业的债权人，他作为一个“负百万富翁”到了香港。在香港，他开始加工和销售鱼产品。当他的竞争对手将产品销往日本时，他已将市场延伸到更远的欧洲和俄罗斯，那里的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

　　如今，中渔集团的销售总额已达110亿港元(合14亿美元)。在凯雷的帮助下，该公司严格遵守环境法规，业务遍及从中国到智利的广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