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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些传统的模式，都从你脑袋里清空了？”汪建不断反问，“为什么你要走一条现成的老路呢？”在他看来，产业和科研本来就是分不开的。

　　汪建在办公室一顿咆哮，足足持续了二十分钟，挨批评的几个年轻人有点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能见到他的愤怒很难得。汪建不是一个喜欢严肃的人，他没什么架子，和普通员工一样坐在开放的卡位工作，说话直来直去，自嘲、戏谑，充满了美国式的恶作剧。当然，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弄得很严肃——他是参与了青史留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学家，此外他是世界最大的基因组测序中心、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领头人，与高西庆、王石这些人称兄道弟，一起登顶珠峰。

　　他的名片就很恶作剧。只有几个汉字，“华大基因”、“汪建”、“深圳，梧桐山”，另加上一个邮箱和网址。如果你对基因行业没有概念，这张名片跟废纸差不多。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以下简称华大）窝在深圳盐田港附近的北山工业区，2007年华大从北京搬到此处时，把一家破旧的制鞋厂改装成了现在灰白色的办公楼。尽管在国内“华大”偏居一隅，但是在国际上BGI（Beijing Genomic Institute，华大的英文名称）却鼎鼎大名。国际上最活跃、最著名的基因组科学家，几乎都光顾过这栋灰白的办公楼。

　　“为什么詹姆斯·沃森会来（华大）？为什么基因界的头号人物弗朗西斯科·科尼会来？为什么克雷格·文特尔会来？为什么……”汪建沉浸在与顶级高手过招的快感中。11月4日，人类基因组研究先驱、获得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Sydney Brenner博士访问华大。这些年，华大的研究成果屡屡登上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和《科学》的封面。华大在权威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的数量，占全国发表总数量的20％－30％。凡此种种，使他的戏谑始终有睥睨世界的清高：“是因为他们遇到挑战者了，遇到同盟军了，遇到可以华山论剑的同道了。”

　　除了教授、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还有另一个头衔—总裁。但是，他很反感别人把华大当成一家公司。华大基因研究院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家民间机构，但除了基础科学研究之外，业务很大程度上已与公司无异。2009年，华大的营业额是4亿元，今年超过10亿已经没有悬念。而且，华大还是一家快速国际化的机构，今年7月，华大欧洲、美洲分部成立之后，8月份这两家分部的营业额已经超过千万。

　　“华大是一个独特的大机构，而不是公司。”他似乎是在强调，即便华大很赚钱，他所醉心的科学研究依旧是第一位。但是他也承认，未来会把华大的一些业务分拆上市。

　　“娃娃打天下”

　　2010年10月19日下午3点，王俊穿一件不起眼的白色T恤衫，一双黑色北京布鞋，接待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专家。上午，他还接待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的访问者。他们是华大的合作伙伴，也是华大的客户。他们需要借助华大的基因测序及分析能力，研究他们的课题。当然，他们需要付费。

　　多年以来，这种科技合作的方式，是华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今年华大超过10亿元的收入中，大多数来源于此。

　　从去年开始，这些名头很大的国际访客来得实在太频繁了。34岁的王俊对此感到有些倦怠——他的头衔包括教授、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和执行总裁。带领那些国际客人参观的过程中，他说话不多，只是礼节性陪伴着。客人离开后，他回到工位，接着工作。

　　华大8楼的办公室有一个大足球场那么大，工位排得密密麻麻。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有一张青春洋溢的脸，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3岁半。氛围使你产生一种回到大学的错觉。

　　汪建和王俊之间隔着3排工位。一个月前，他和汪建穿着同一款黑色T恤衫，和穿着白衬衫、黑西装的默沙东执行副总裁及研究实验室总裁Peter S。　Kim、首席战略官及高级副总裁Mervyn Turner等，签订一项战略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共同开发协议项目、建立联合实验室等。默沙东所看重的，是基因组学对推动药品的革新带来的广泛前景。这项协议直接带来一个相当残酷的后果：至今默沙东已解雇了大约2000多名传统产业路径上的员工。

　　自从2006年第二代高通量DNA测序仪问世以来，DNA测序的速度提高了上百倍。这直接带来了与生命科学相关研究、以及产业的一场革命。只有读懂了基因，科研以及产业才会有革命性的突破；要读懂基因，就得从DNA测序开始。1990年正式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经过6国科学家历时12年努力、花费30亿美元，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绘制；而现在，只需要几个月、花费数千万元人民币即可完成。

　　华大抓住了第二代DNA测序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机会。2010年初，一口气买下了128台illumina高通量DNA测序仪。这些外形像老式大型计算机的机器，单次运行能产生200Gb的数据，每天能产生25Gb的数据。现在，华大每年的DNA测序量，已超过美国全年的测序量，华大也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基因组测序中心。但买下售价几十万美元／台的先进仪器绝不是华大成为顶级高手的充分条件。illumina可以为任何人输出海量的DNA数据，但要把这些海量数据进行分析、拼装，最终形成对研究对象的解读，就只能靠人了。华大在生物信息软件开发上，一直处于行业领导者地位，这些软件将会帮助研究人员分析数据。在大量使用这些昂贵的机器之前，从2001年开始华大已经成功地绘制出水稻、非典病毒、鸡、猪、大熊猫等物种的基因图谱。这些机器只是在规模和效率上，使华大更强大。

　　没错，人，才是华大最重要的资产。如果没有在美国著名基因研究机构的资历，华大的几位创始人汪建、杨焕明等也许与1999年“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无关，而正是这个项目促成了华大的诞生。从一开始，华大就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

　　王俊是汪建最器重的“门徒”。16岁考入北大，27岁成为丹麦奥胡斯大学人类遗传学客座教授，现在他是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的专家。1999年，还是北京大学生物学院硕士生的王俊加入华大，此后11年中，他成为华大所有重大科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和核心完成者。

　　“他是一个能力非常全面的人。”汪建毫不掩饰对王俊的偏爱。除科学研究之外，华大的产业发展主要由王俊出面。
　王俊在8楼处理文件时，24岁的李英睿带领着华大的“特种兵团”，在4楼略显昏暗的实验室做实验。“特种兵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大部分人20出头，也许还是某大学的本科生，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令人侧目。2007年，李英睿还是北大生科院大三学生，作为华大的实习生，他的研究成果“第一个亚洲人的基因组图谱”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现在，李英睿已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5篇论文。去年以来，华南理工大学的4名本科生已经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封面文章。在“特种兵团”中，年龄最小的赵伯闻只有17岁，来到华大时还是北京人大附中的一名高二学生。现在他已经是某研究项目负责人。从“特种兵团”可以看到当年王俊的影子，一批有天赋的年轻人被集结到华大的旗下，并且在重任下快速成长。

　　今年3月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针对华大的这种现象写了一篇社论—《科学家需要博士文凭吗》。社论称，华大的年轻科学家们正在颠覆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年纪轻轻，他们就已经参与到重要的科技创新中来。这篇社论也提出三个问题：学生知识面是否足够宽广？他们是否懂得数据完整、保守个人机密等道德规则？科技日新月异时代，他们能否不断传承发展？

　　汪建也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你太俗。”汪一般会这么回答，“社会转折、产业革命的时候，要我们这些老家伙干什么。”他的回答并不虚，在面对海量数据处理时，那些白发苍苍的科学家根本不是这些精力充沛年轻人的对手。在华大所有员工中，98％是80后。华大有一整套培养这些年轻人的教育体系，包括每年100多场国内外科学家的讲座，与国际上多所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等。最令这些年轻人激动的，是能够参与重大的科研项目，他们可以边干边学。他们好奇，有想象力，冲劲十足。

　　“蛋炒饭”式商业化

　　“Crazy。”《科学》杂志遗传学前主编Larry用这个词形容汪建。她认为，若非如此，华大很难有今天的成就。

　　华大在国际上获得的声誉，国内科学界无人回应。“他们都装作没有看见。”

　　汪建也用“Crazy”这个词来评价华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无论是在科学界还是企业界，华大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

　　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华大是一个体制外的民间研究机构，没有走学院派路子，但做的却是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除了政府投入之外，还有很多富有的基金会支持。在做“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时，华大曾经一度被国家纳入中科院体系，但是体制上的摩擦使得华大回归民营，2007年更是将总部搬到深圳。这意味着，没有人给华大出资做研究，创建初期华大的员工曾自己凑钱做研究。在后来，华大完全是靠商业的力量在推动自身发展。

　　华大走的是一条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的发展模式。“当我们遇到体制障碍，就冲破体制；遇到教育系统障碍时，就创造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当遇到商业模式的障碍时，我们就创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汪建说，“为什么你要走一条现成的老路呢？”

　　汪建坚信华大走的是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道路”。在他看来，产业和科研本来就是分不开的。“读密码，写华章。我来朗读，你们跟着交点钱，这不就是产业化吗。”汪建说。他擅长做蛋炒饭。“琢磨怎么能做好蛋炒饭、做好了自己吃，这个就是科学研究。做得好几个朋友AA制，这叫科技合作；做好了给不认识的人吃，这叫产业。”

　　汪建打的算盘，是基础研究和产业并进的路子。他认为，即便是在美国，如果不把学术体制调整一下，他们也做不了华大这样的事情；而在企业界，没有学术基础根本进不来。“生命科学几百年的发展都是师傅带徒弟、作坊式地做出来的，我们是第一次用IT技术引领的工业规模的做法。”汪建说。2007年至2009年华大的收入分别是4000万，1.2亿，4亿，2010年将超过10亿。
　现在的华大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新阶段，就是“做好了给不认识的人吃”。在国内除了传统的科技合作项目之外，华大通过基因分析所研发的与人们生活有关的技术也正在进入推广期。比如通过血液检测胎儿健康状况、防范女性宫颈癌的HPV病毒检查、减少骨髓移植排斥反应风险的HLA检测等。2009年，华大已经成立了着眼于健康产业的华大基因临床检验中心。农业是华大产业化的另一大板块。华大已经通过分子育种技术培育出高产、耐旱型小米，目前正在和张家口相关部门合作试种。

　　“我们的收入来自海外的居多，明年国内的收入可能会超过国外。”汪建说。在华大未来产业化图景中，最具革命性的是华大预计在2013年推出的、1000美元个人基因组检测服务。当人们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检测自身的基因组时，就可以据此在遗传风险、营养健康、药物反应等方面，得到个性化的医疗服务。这将给医疗行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华大打入国际医院的临床领域也成为可能。如果华大没有在基础研究上的长期、巨大投入，1000美元的个人基因组检测服务没有可能。

　　在内心深处，汪建不愿意别人把华大解读成科学家下海创业的故事。从2003年开始，他已经过上登山航海的“上流社会”生活。“当初王石他们是因为穷才闹革命，我们是因为富才闹大革命。”汪建有些自满地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描述——四十不惑，学有所成，家无忧事，不甘寂寞。“我们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想为圆球球上的人做点事情。”也许他想找寻的就是行走在科学界Cutting edge（尖端）的状态。当然，这种想法并不会阻碍华大产业化的步伐。汪建承认，未来会把华大的一部分业务分拆上市。

　　对于风险资本推动的科学家创业这种模式，汪建似乎很不屑。他称那些资本家为“Money gays”（搞钱的人）。“（资本）都会说自己是善意的，常常还会流着眼泪。”汪建揶揄说，但它们的本性是赚钱，是要回报，是要剥削人。“我从来都不相信社会的发展是资本推动的。”

　　汪建的老朋友王石，对于他的这种想法不以为然，并且多次批评华大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有资本的推动华大的发展会更快。“还要快？我们2007年来深圳才100多人，现在3000多人，你说我还不够快吗？”汪建反驳。不过，在产业化新阶段，华大面临的客户已经不再是和自己本性相通的科研院所，而是更复杂的商业主体。华大处于科研机构和公司之间的含混不清的模糊属性，是否会成为产业化的绊脚石？在残酷的商业世界中，科学家们是否能够胜任市场所赋予他们的角色？也许华大需要一场彻底的架构调整和角色改变。

　　对于这些问题，汪建似乎并不上心。他拍拍自己的公文包—印着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的军用书包，给自己找着乐子说，“你看，我们是满身邪气，但是我们做的都是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