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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城市的生活方式。简单地说，这种生活方式要日益集约化。政府和社会不仅要鼓励人们减少住房面积和交通距离，而且要回到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社会，抑制私家车的发展。

　　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中国人自己经常忘记这“世界大国”的另外一面：中国是世界头号污染大国，也是最大的能源浪费国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大城市的污染数据，在世界30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了21个。

　　测量空气污染非常复杂。世界银行的数据根据3个因素：空气悬浮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含量。空气悬浮物是指在空气中悬浮的直径为10微米以下的颗粒。这种颗粒由于非常微小，不会被鼻孔、喉咙等器官所阻碍，能够深入到人的呼吸系统内部。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则能深入人的肺部。最小的颗粒还可以经过肺部进入其他器官。总之，越是微小的颗粒，对人健康的损害越严重。

　　在美国，这种空气悬浮物的密度低得多。比如美国第一大污染城市洛杉矶，每立方米的空气悬浮物仅为34微克，第二位是芝加哥，仅为25微克，纽约为21微克，其他城市基本都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每立方米20微克的标准。尽管如此，美国每年由空气悬浮物等原因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22000-52000人，欧洲每年则为20万人。

　　中国人口数量要大得多，空气悬浮物的密度要高数倍，其后果也可想而知。二氧化硫主要是从各种燃料的排放中产生，会引发酸雨、危害健康（特别是老人和儿童）。二氧化氮是一种有毒气体，可以是从自然中产生的有机物质，也会从汽车和工业排放、肥料等等中产生。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是对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的监测结果，但并没有进行污染排名。其中的一个技术难题大概是所监测的空气悬浮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这3个要素在空气污染中各占多少比重不好衡量，特别是关于后两项的数据尚不完全。不过，从其中研究可以发现，在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的高污染城市，其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浓度明显比中国城市小得多。

　　这么严重的空气污染，自然和中国严重的能源浪费有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管理”部门2007年10月公布了《2005年国际能源年度报告》，其中有一个各国的“二氧化碳密度”表。所谓“二氧化碳密度”，是指每生产1000美元的GDP所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数量。因为二氧化碳主要是通过能源燃烧产生的排放，这一二氧化碳的数据就直接反映了各国能源使用的情况。

　　笔者研究发现，能源消耗最高的是前苏联的几个国家。接下来几乎就是中国。伊朗是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油价便宜，能源消耗高于中国。但是，沙特阿拉伯这一头号石油出口国，居然能源消耗水平也低于中国。事实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能源消耗都明显少于中国。这些国家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人均GDP低于中国，其能源消耗水平低，主要是因为还处于前工业化或工业化不足阶段，如乍得、柬浦寨、越南等等；另一类则是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有个大致的趋势：人均GDP高的国家能源消耗水平较低，也就是说能源利用率比较高。我们或可这么说，如果像乍得、柬浦寨那样停留在前工业化社会，能源消耗水平肯定低，同时生活水平也低。这类国家对中国几乎没有参照价值。但是，一旦进入工业化社会，高发展水平、高生活水准和高能源利用率就有着非常大的相关性。中印两国处于工业化国家的低端，能源浪费极其严重。如何降低能源消耗，将是这两个国家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

　　进一步的对比则更令人担忧。第一，中国是严重的能源依赖国家，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能源效率，几乎是挪威、日本等国的十分之一。如果把能源效率提高到挪威的水平，90%的能源就会被节省下来。要知道，挪威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20%以上的GDP 来源于其能源出口。挪威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仅12.3人（中国为13 8人），按说更依赖汽车等消耗能源的交通工具。但是，守着这么充足的能源，又有着这么强烈的需求，挪威的能源利用率在工业国家中还是数一数二的。这才是中国的榜样。第二，中国因为人口密集，同等程度的能源消耗所造成的健康问题比像挪威这样的国家恐怕要高十几倍。

　　如今中国为工业污染所付出的健康代价没有透明的数据可查。仅以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空气安全水平来衡量，每立方米的悬浮物应该在20微克以下。然而在中国，连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也达到了57微克。大部分中国的城市居民，呼吸着极度危险的空气。这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急速老龄化的过程中，使大量人口提前丧失劳动能力，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加上沉重的医疗成本。

　　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靠发展再生能源、调整工业结构是不够的。中国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城市的生活方式。简单地说，这种生活方式要日益集约化。政府和社会不仅要鼓励人们减少住房面积和交通距离，而且要回到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社会，抑制私家车的发展。否则，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将无法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