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场由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和春雨创始人张锐的对话被互联网医疗圈频频转发，引发业内的高度关注。这场对话互相打断了18次，可谓非常典型的反映了当下传统医疗服务圈和互联网医疗的沟通问题。在这场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沟通的对话上，传统公立医院院长俨然以长者的身份给互联网医疗提出了谆谆教导，整场对话都是围绕着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而互联网医疗公司也不再轻言颠覆，而是强调自身能弥补当前医疗体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去更好的为病人提供服务。

整场对话并没有出乎市场的预期，在被长期扭曲的中国医疗体系下，体制内和体制外还很难真正在同一个层面进行对话，更何况体制内与新兴力量的对话。

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困难，这核心还是在中国的整个医疗体系无法支持互联网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以三甲大医院为核心，其他各类医疗服务占比逐年下降的情况。在以治疗为核心的医保支付制度指引下，缺医少药的其他各类医疗机构都无法与大医院争锋，而如果想走差异化竞争的路线，则没有支付体系的支撑，难以扩张。在这种以巨无霸医院为核心的，以治疗为支付支撑的体系下，以预防和康复为切入口，以提高疗效和可获得性从而在总体上进行控费的互联网医疗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美国互联网医疗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其医改政策从原先单纯的控费转为以疗效作为赔付的指引，预防和康复则是提高疗效的关键一环，因此，互联网医疗在这一领域获得了高速发展。但是，即使在美国，这类服务因为在短期内降费不明显，仍没有直接控费模式来得直接，作为支付方的保险公司对这类项目也是相对谨慎的，而远程问诊因为是直接降低了诊费，获得了最大的发展，也得到了支付方的足够支持。美国此轮医改是有其价值理念指引，从原先的严控治疗费用和药品费用转向对全链条的控费，核心是强调疗效，从而在源头上进行控费。

但中国目前的医改还没有转变到价值医疗的核心理念上，当前的核心依然是在严控药品价格并逐步扭转到提高基础医疗的能力以对大医院进行分流，未来下一步的发展可能会向规范医生行为，制定全国性的医疗服务规范和支付标准发展。但所有这些还只是在进行一个打基础的工作，未来发展的趋势主要还是在如何反转当前服务方强势、支付方弱势的局面。只有当支付方对服务方形成了严格的制约之后，再推行以疗效为考核标准才能真正实施，互联网的作用也才能体现出其整体的价值。目前来说，这一切还为时过早，市场需要明确的是如何去制约巨无霸式的公立医院并吸引用户进入基础医疗体系。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型公立医院是当前体系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他们很难理解并根本反对政策和市场即将对其形成越来越强的制约。他们认为互联网医疗现在是将来也是其附庸，而不可能成为市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院长提出的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是一个互联网医疗公司所能做的。中国在线下就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的医疗支付标准和服务规范，如何能强求线上的公司来做。目前每个公立医院都在内部有自己的标准和体系，而且确实也行之有效，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而互联网的发展首先需要基于线下标准的统一，这对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约。

由于服务方强势，支付方整体控费能力弱，其需要采购的是能够严控医疗行为的服务。但支付方在线下都无法控费，何谈在线上的控费。如果反向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产品则会面临进一步的巨额亏损，因为互联网医疗公司面对的都是病人，这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

因此，正是中国医疗体系的扭曲导致了大医院的无限膨胀，也极大的限制了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发展。互联网医疗在中国是资本催熟的行业，根本不存在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其发展还要受到体系的制约，发展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当务之急不是发展互联网医疗，而是如何去有效的借助政策的东风反转目前被扭曲的体系，管住大医院并进一步推动基础医疗的发展，未来政策的基调和市场的趋势也将集中在这几个方面。所以，在未来几年，互联网医疗的角色依然只是辅助性的，但随着支付方制约力量的增大，互联网医疗也将迎来一定的发展。

无论如何，在行业巨变的前夜，这样一场对话背后的意味还是非常值得探究。在这样的对话中，双方无法形成行业的共识，也就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在支付方弱势的大前提下，双方都同样是畸形医疗服务体系下的产物，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都妄想着对方可以成为自己的附庸，这真是当下最好的一个缩影。与美国医院和互联网公司的高度合作与协同相反，中国的双方高度不一致，这是因为双方虽然缺乏价值共识，但线性思维却是一致的，都希望自身的野蛮成长能最终击垮对手，这也为所谓的颠覆观给出了一个最好的注脚。总而言之，双方在未来都不会是主角，真正的主角还隐而未发，但未来大医院受限是毫无置疑的，至于互联网医疗能否获得很大的发展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