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世界打交道，中国须提高标准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赵明月 朱梓烨 实习生 余巧楠 | 北京报道
只用了不到两年，美国就把一个在8年前还籍籍无名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推到了世界贸易体系的最前沿。
作为“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TPP成员的所有产品关税将在12年内免除，所有行业皆须开放自由竞争。TPP一旦达成，包括今年7月将展开谈判的12个成员国，将形成约8亿人口的市场，占全球经济约四成，规模比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还要大。
处在西太平洋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似乎不应该缺席。然而，由美国主导的TPP一直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架空APEC”、“针对并遏制中国”、夺取亚洲主导者地位的工具。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不应该加入美国的游戏，按美国的规则行事。
对此，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孙哲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中国现在从官员到老百姓，很多人都还搞不清楚TPP是什么东西。对于TPP，别看是谁主导的，不要只分你我、不分是非。加入TPP，对中国的改革有利。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桑切斯今年访日时表示，如果能承担起与先加入成员国同样高水准的自由化义务，也欢迎中国加入TPP。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5月30日表示：“我们将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分析加入TPP的利弊和可能性，并希望与TPP成员国相互交流谈判的信息和资料。”
对于中国的改革，
TPP非常值得参考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要想加入TPP，恐怕在很多方面都要进行改革、提高门槛。”孙哲表示，TPP所主张的自由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日前撰文指出：“美国所要推动的，无论TPP还是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打造高标准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范本……这套标准不仅包括过去的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贸易投资的便利化，而且更加强调其他国家国内的竞争政策、产业政策等等是否符合美国标准。”
TPP提出的“高标准”对中国的金融监管、国企改革、自由贸易、劳工标准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如果能以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为途径，将这种外部压力高超地转化为对国内经济改革的倒逼力量，主动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全球贸易规则，我们将立于不败之地。
对此，有人认为，中国可选的倒逼改革的途径实际上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如加快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岸四地已经签订的CEPA和ECFA也可以按照高标准FTA的要求打造升级版；“中国在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RCEP、中日韩自贸区中也应当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但孙哲指出，对于中国的改革，TPP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一些问题迟早得改。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也承受了很大压力，但中国愿意通过经济谈判来表明我们的立场。因此，“不管通过什么手段，为了什么目的，只要合理合法，就不要介意。这就像是一场赛跑，不论你旁边跑的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人家跑得比你快，你就得跟上去。”
不过，对于中国加入TPP的时间，孙哲表示为时尚早。“中国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但作为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在和世界打交道，它的标准就必须提高。现在还不是讨论加不加入的时候，现在最紧迫的是要尽快了解TPP的内容和规则，了解谈判细节，分析利弊，做好积极准备。”
先看日本怎么谈
对于中国加入TPP的进程，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也认为，“恐怕不会马上实现”。不过对于日本来说，加入TPP的考验已经开始。
新一轮TPP谈判将于7月15日—25日在马来西亚举行，日本政府计划以100人的阵容加入谈判从而挽回落后局面，以期在短暂的谈判时间内速战速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汽车业、无线电业受到压力，日元升值，中国现在跟日本当时的情况类似，所以加入TPP之前，中国最好先看看发达国家之间是怎么讨价还价的。”孙哲认为，日本和美国在行业标准和政策上都有一定的同质性，因此，日美谈判要比中美谈判容易得多。
即便如此，TPP先行谈判的11国在撤销农产品及工业制品关税的问题上仍然陷入僵局。日本希望将大米、小麦、牛肉及猪肉、乳制品及甘蔗等糖类作物等5项农产品作为撤销关税的例外，日本的加入或使谈判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孙哲表示：“加入TPP，我们的农产品可能也会受到冲击，因此，了解清楚日本的谈判手段和策略，对我们很有好处。”
中美BIT将是中美TPP
谈判的出发点
如果加入TPP，中美之间的谈判有没有基础？
2012年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就TPP等区域性贸易安排保持信息沟通，共同研究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新趋势。
7月10日—11日，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举行。据孙哲介绍，此次对话所涉经济方面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到TPP。“对话将涵盖三个主题：其一是双边投资协定，扩大经贸往来，涉及保护知识产权、缩小贸易逆差等问题；其二是双边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和有关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涉及IMF改革、量化宽松政策、人民币汇率、国企分红等问题；其三是金融的稳定和改革，涉及银行监管、金融开放、跨境合作，以及物流、体育、卫生、服务是否开放的问题。”
孙哲透露，中美已经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初步达成了90多项共识。
而在去年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宣布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重启后的谈判，中美双方在几个大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一是市场准入，即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问题；二是公平竞争问题，主要涉及到我国国有企业以及竞争中立问题；三是权益保障，主要涉及金融服务、税收以及补偿标准等问题。
尽管今年6月进行的第九轮谈判仍未进入实质性阶段，但各方都期待能早日完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美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参与完成的《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十年：迈向更深层次的互惠合作》报告，催促两国政府尽快，最好在一年内完成谈判，并建议两国智库应就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展开可行性研究。
在孙哲看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如果谈成，将来可能成为中美TPP谈判的出发点。
孙哲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所教授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