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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熙:企业如何应对经济下行 中国经济的LV型风险

《职业经理人周刊》

  金融界网站讯 2012年5月29日,由北京CFO发展中心主办的“中国TOPCFO京都论道”六月份活动举行,话题围绕“财务数字与财务智慧如何应对中国经济的下行”。金融界网站对论道精彩内容进行聚焦。

  李兆熙:企业如何应对经济下行 中国经济的LV型风险

  现在已经快到二季度末了,一季度的数据和二季度的一部分数据已经都有了。数据也证明了刚才郭良川主任讲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都出现了增长乏力的状况。过去我们的GDP增速都保持在9%、10%甚至更高,但是去年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转入中速增长期。从政府的指标来讲,今年的增速定在了7.5%。但实际上这还是留有余地的。

  今年二季度,政府采取了一些宏观政策的调整。主要是货币政策的调整。刚才讲三架马车都遇到了增长乏力的问题,再加上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不断复杂化、长期化,外部需求下降已经成为必然。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出口增速同比仅为6.9%,能否完成全年10%的增速目标是个未知数,这势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产生负面效应。

  第二个就是楼市的大幅波动。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从2011年开始整体有所下降,局部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而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第三个就是地方债务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地都设立了地方的融资平台。因为这些地方债务主要是银行贷款,2012年是地方政府还贷的高峰年,所以潜在的局部风险可能会有所显现。当地方政府债务陷入困境以后,财政风险将会放大,有可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有一位经济学家做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说中国现在的经济风险有点像“LV”。“L”是增速下降,好的情况就是平稳的走;“V”是通胀,虽然通货膨胀目前还在下行,去年底、今年初通胀率较高的现象有所缓解,但是通胀率的走势是个V型的,现在出现了V型的底,但是未来通胀反弹潜在的因素和压力仍然很大。所以有些宏观经济学家分析,经济增速下行“L”可能到二季度末、三季度初,会出现一个转折点。通货膨胀“V”会有一个滞后的效果,前一段时间采取的措施使通货膨胀在往下走,但是现在保增长的这套货币政策措施,又会把通货膨胀从V型的底部推上去。

  企业现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状况,中国企业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到了减速期。面临这样的严峻形势,中央企业必须高度重视降低成本工作,不断开源节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将持续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将不断加大。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做好度过难关、度过寒冬的准备。

  其实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讲,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还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型国企在政府投资、市场融资、银行信贷等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的情况下,尚且感到如此的严寒,更何况中小企业和一些微小企业,所以可见现在的形势之严峻。

  最近《中国经济时报》,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微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现在中小企业的经济状况用一些中小企业老板的话来讲,就是现在的压力是有史以来最艰难的,甚至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更困难。中小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就是成本上升、用工困难、融资不易,而且融资成本非常高。他们打了一个比方,说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企业不行的话一下子就倒了,但是现在是慢慢地承受煎熬。但是也有一些小企业反映,日子还能过,并且有一些过得还不错。但这种情况集中在有独家产品或者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中小企业。

  普遍来讲,现在的中小企业遇到的问题都是相同的,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在销售方面,调查范围内的这些小微企业,销售减少者多于增长者,多数企业的销售是下降的。利润很低、不盈利或者亏损的企业,加起来已经超过30%。订单三成持平、四成有增长,剩下的就是订单减少,尤其是机械和建材行业呈现减势。

  这里面要细分的话可以从行业的情况来看。医药行业、化工行业、电子产品行业的订单相对平衡,基本持平的占最大的比例;纺织服装行业订单稳中有减;农产品(000061)加工和服务业的订单数量呈增长趋势;机械、建材行业订单呈减少趋势。但是从信心指数来讲,中小企业家认为,能源成本、用工成本、原材料成本没有一个不涨的,这种成本上升的压力使得很多企业支撑不下去了,所以投资的信心指数都会下降。

  总得来看,大的国企和中小企业整个的经营环境都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现在从预测分析上来看,因为中央在5月份逐渐出台了一些货币政策的措施,所以估计这种困难在二季度有望见底,三季度初有望达到一个“L”型的最低点,然后平着走。

  经济下行的原因

  经济下行的现象现在已经是很明显的了,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认识经济下行的原因。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分析称,三季度以后的经济增长有可能逐步企稳,但是还没有观察到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回升的动力。

  现在采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刚才讲的货币政策的一些调整上。货币政策正在从稳健向宽松转化。今年5月下旬,温总理在多个场合提到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之后,刺激政策已经开始了,包括推动节能消费补贴,落实保障房专项资金,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范围,加大铁路的银行授信,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垄断领域,允许中小企业发债融资等。尤其是发改委一天之内审批了100多个项目,其中有很多都是铁路和钢铁的一些项目。

  今年的出口形势也是比较悲观的。总体来讲外部需求是减弱的,一年半载也不会有太大的好转;内需的扩大又跟收入有关系,但是收入分配的改革一直在制定有关政策,但是也没有明显的措施和效果,所以刺激内需的政策在短期内有很大的局限性。

  所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还是又回到了投资身上。投资主要分为财政投资和民间投资,而民间投资的通道现在还没有真正打开。现在虽然说旧36条、新36条已经公布多时了,而且从2005年开始,各部委都在出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有人说看起来跟过去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个旋转门还是进不去。所以最后又落到政府投资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所以我们所讲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实是一个理想的概念。现在看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光靠口号是很难实现的,而是要研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实就是释放生产力,提高产业的档次、产业的级别,使产业升级。这些东西靠什么呢?靠解放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需要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包括国际上的经验也是,一个国家在经过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之后,会出现经济下滑、转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才能实现的,现在我们就走到了这个关头。

  社科院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个看法。他认为从稳增长的政策选择上来讲,今年的调控和上次的“4万亿”差不多,都是“铁公基”,只是规模小一点,新兴产业项目多一点。不过与上一轮大张旗鼓的经济刺激政策不同,这次的调整是微调的性质,比如降低准备金率、增加贷款额度等等。这次的问题虽然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大,但是问题非常多,那时候可以有政府4万亿的刺激计划,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如果再搞“天价”的贷款,通货膨胀马上就出现了。

  今天郭良川主任给我的题目有点难为我,经济下行问题是一个宏观的问题,这是多年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问题,通过公司治理对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有多大的作用,这个还不好说。因为作为一个企业,改进公司治理,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这只能是自保,对整个经济的趋势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对经济下行减速有一套自己看法。他说现在对于经济下行的解释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出现的状况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缩小之后,是一种正常的收敛,认为这完全合乎逻辑;第二种观点是将原因归结为外部震荡,美国金融危机,全球增长乏力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第三种解释是内需不足,即货币收缩导致内部总需求不足。

  但是张军教授总结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他认为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劳动生产率在下降。他说中国每年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但经济仍在减速,那一定不是因为投入的原因,而是生产率的原因。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中国有很不错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教育和科技,而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可以跨地区、跨行业,相对自由的流动,例如大量农民工离开农业部门。

  但现在由于竞争行业工资水平持续上升,挤压中小企业利润,所以大量的竞争行业面临着无法控制的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而且现在向高生产率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国有经济集中到高附加值的垄断行业,而且采取托拉斯化的战略,压制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空间。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空间虽然不小,但是关键是要打破垄断,让更多的银行改变风险管理模式,鼓励资源的跨行业流动。只要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改变经济治理思路,打破结构性障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

  张军教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按照他的推算,中国的减速来得太早。按照他的说法,中国经济减速提前了11年,原因是体制障碍,和增长方式没有真正实现转变。这种解释可以参考,我认为也有一定的道理。

  如何应对挑战?

  宏观上来讲,我觉得问题和道理都很清楚,而且国家政策、政府政策都有所表述——要转变增长方式。国际上,一部分认为中国不可避免的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人认为中国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走向腐败、走向滑坡。所以有人总结出来,在发展中国家达到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时候,改革是一个必要的抉择。如果听之任之,按照原来的体制走下去,就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微观方面,作为企业来讲,是有可能在目前这种困难条件下取得好的发展的。这关键要看你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以公司治理的理论来解释,就是企业决策的能力、决策的机制,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决策,能不能适当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我觉得有三个维度需要考虑。一个就是市场,比如说在出口那么困难、那么严峻的情况下,但是也有的企业找到了新的出路。现在温总理带队到拉美去考察,也是希望打开新的市场,所以说企业需要在市场的地域和细分上做一些调整。

  第二就是产业结构上的调整。作为企业来讲,任何一个企业必须考虑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比如说自己已经身处一个产能过剩的产业中了,还要盲目地发展,那不是把自己搞到了一个焦头烂额的环境中了吗?

  第三就是产品升级换代,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为它跟技术创新是密切相关的。

  最后,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经济下行的形势下,还应该再谈一个更为关注的题目——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关于这个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现在已经有媒体、专家学者、企业家感觉到了。

  新的一轮技术革命有哪些代表性的情况呢?现在最突出的就是3D打印机,数字媒体和制造业结合。我们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了,但是现在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在发生变化。英国是比较典型的,本国的制造业已经全都转出去了,现在英国最好的产业是教育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产业。美国的制造业也都往中国落地,在中国建立了很多研发中心。但是3D打印机出来以后,生产情况就变了,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了,而是需要高技术的人才操作。现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已经开始上这个项目了,但是离人家的距离还很远。

  举个汽车的例子。现在关于电动汽车的问题争论不休,到底是有没有突破?2009年的时候,美国的巴菲特给比亚迪(002594)投了15亿,比亚迪开始大面积上市,但是现在也没有看到很大的效果。中国汽车协会经过论证,认为中国需要发展混合动力车,丰田今年也在中国大力推进混合动力车的开产。我有个日本朋友跟我讲,日本现在的战略跟以前的战略没什么区别,也是有后备的,现在已经研制成功了氢动力的汽车,2015年即将上市。我认为到时候人家那个技术上市,我们这个混合动力车就又落后了,所以我们总是跟在人家后面。自主创新是很难的,虽然我们有些东西搞得是很不错,但是就生产来讲,规模性、市场性方面,还是也一些问题的。

  而且从环保的角度来讲,日本北九州市规定,公交车只能烧地沟油,我们一直说解决不了的地沟油的问题日本已经解决了。还有清凉装,运用纳米技术,天热的时候就穿这些衣服,夏天可以不用开空调,节省资源。虽然在中国的市场上还没有看到这种产品,但是标牌上写的却是made in china,用的是我们的原材料,日本的技术,我们又是在做代工。

  宏观的判断和微观的措施都要跟上,这几年的经济下行是躲不过去的,要认真对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摆脱经济下行的一个措施,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唯一出路。

来源:金融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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