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上下喜迎国庆60周年的前夕,国家主席胡锦涛亲率规模庞大的代表团赴美国纽约和匹兹堡,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他将先后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联合国裁军峰会和G20领导人第三次峰会。随同胡锦涛出席这四大峰会的既有王岐山、张平、谢旭人、周小川、解振华等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官员,也有戴秉国、杨洁篪、何亚非等中国外交决策的核心人物。
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世界经济的衰退并未完全抑制,恐怖行动、疾病传染、气候变暖、能源紧缺、粮食安全等新问题困扰着人类的和平与安宁,二战之后建立在领土安全基础之上的国际治理体系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和G20的四大峰会同时召开,便备受关注。犹如二战尾声阶段的多次峰会一样,世界人民需要这些能够左右未来的最高权力掌握者,勾画出一幅人类将向何处去的宏观蓝图。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在这次多边“峰会外交”中发出自己的理性之声,不仅是今年中国外交活动的最大手笔之一,也代表着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国家为构建和谐世界所主动肩负的国际责任。
9月22日率先登场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它将为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凝聚政治意向。该次峰会能否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达成更加深入具体的共识,是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的关键。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大,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中国的表态至关重要。随后,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23日举行。9月24日,胡锦涛主席将在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发表讲话。这是安理会有史以来首次专门就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等问题举行峰会。中方关于通过互利共赢实现普遍安全的理念是国际社会的一大热点和看点。
之后,胡锦涛将转道匹兹堡参加9月24日至25日举行的G20第三次金融峰会,这也是四次峰会中最有实质内容的一场峰会。作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物,1999年成立的G20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国际论坛,在过去10年间,G20虽然每年都举行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但却一直被当作G8的陪衬,发挥不了实质作用。重大的国际危机往往给国际权力结构的转换提供契机。去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凸显了G8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失败,反映出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天平正在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变化,没有新兴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发达国家已经无法对国际经济体系实施有效的治理。
匹兹堡峰会上,中国最大的关切就是按照伦敦峰会制定的时间表,积极推进国际金融治理机构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特别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相关机构的投票权。目前,发达国家在IMF拥有57%的投票权,在世界银行中占56%的投票权,中国希望G20采取行动在2011年年初之前,将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组织中的投票权提高到50%。
在G20的先后三次峰会中,新兴国家已不再只是“观众”,而是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逐渐成为游戏参与者和规则制订方。在今后的岁月里,G20将完全有可能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治理最主要的国际制度形式。这也将使得中国是否正式参加G8的讨论予以终结。
全球领导人四大峰会在五天内密集召开,并不常见,它既反映了国际治理危机的严峻性,也反映了世界主要国家谋求合作的积极愿望。不仅如此,胡锦涛利用峰会之机,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双边首脑会晤,其中最值得观察的就是与日本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面。中国自2007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重视亚洲”的民主党战胜自民党,日本发生了自1955年之后最大的一次“改朝换代”,民主党治下的日本能否开创中日关系的全新格局值得期待。而在中美之间,两国因轮胎特保案引发的贸易冲突给全球经济笼上了一层新的阴影,两国元首的会面虽然未必能完全化解中美经贸领域的深刻矛盾,但至少能抑制冲突升级。
无论是四次“峰会外交”,还是多次双边会晤,中国国家元首都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认真表达自己的立场,体现了中国在新形势下参与国际治理的负责任态度,彰显了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对国际事务有着巨大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实质性提高,这不啻于对国庆60周年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外交献礼。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国际关系学博士
来源：南方日报 李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