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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浙江大学)

　　[摘要]2005年3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电视和广播的新闻和时事节目中播放了一个星期的中国特别节目，称为“中国周”。本文认为这是BBC参与的一项制造中国信息的特别任务，在此过程中，“媒介客观性的传统承诺”与“为英国观众而对中国进行有自我意识的解读”发生了冲突。本文指出：在这种冲突中，BBC对中国的书写中国历史方式的理解是失败的，或者说BBC此项任务所制造的信息中的意识形态未能得到承认。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国周

　　2005年3月7日至15日，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了“中国周”活动。在这特别的一周内，BBC的电视、广播和网站上出现了各种有关中国的节目。“中国周”的内容包括：有关中国新闻广播和当前事务的报道、纪录片精选、在中国城市进行的电视和广播直播节目。为了让英国人注意到“中国的巨大变化”，六十余名记者在一周内走遍中国各地，制作了几十个小时的节目。“中国周”原本只是BBC下属机构世界广播部(WorldService)的一个提议，但这个计划最终从BBC的边缘走到中心，成为BBC完整推出的一个重要活动。BBC的各个部门都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活动；于是，“中国周”从世界广播部进入了英国的国内节目，并出现在BBC的王牌新闻节目“六点档新闻”(6O"clockNews)和晚间时事节目“新闻之夜”(Newsnight)中。

　　组织“中国周”的过程有些即兴，事先未作充分准备，大部分缺乏计划。由于BBC的不同部门共同制作中国主题，于是形成了一系列节目样式，包括广播直播、广播和电视的大范围座谈、传统新闻和时事报道。大部分节目仍然遵循传统。在“娱乐节目”的最后，比如BBC的谈话类广播节目“第五直播频道”，就会有现场的“民意调查”和采访，以及一些富有人情味的报道。在“严肃节目”的最后，比如时事节目“新闻之夜”，就会有思辨性强、结构紧凑的报道，由相关领域中的专家和记者提供信息。虽然节目样式多种多样，但“中国周”成了明显连贯、及有体系的有关中国的讨论。它有五个关键主题：中国与英国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民主、中国的环境和中国的少数族裔。在追寻这五个主题的过程中，BBC运用了一贯的“评论性”媒体调查方式，对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非民主政府中的内在社会/政治矛盾进行了报道评述。

　　虽然“中国周”恰逢北京召开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之时，但是那一周中国唯一的重大新闻是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使台海危机升级。因此，那一周的BBC新闻节目里，“中国周”具有鲜明的特点：即其节目严格说来不是新闻——也就是说“中国周”并不仅仅是一段按照一般新闻制作流程来简单地报道中国的特别时间。“中国周”宣传片中说道：“难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去了解世界上崛起最快的超级大国吗？！”——“中国周”正是建立在那种普遍的感觉之上，是就中国对英国的重要性、及中国在普遍意义上对世界的重要性等问题方面来进行的、有英国意识的评论。也是在特定的时间角度——中国“崛起”的时刻，通过特定的主题，来求得对中国有更为全面的理解；期待对英国与中国这个新兴的全球性大国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关系获得一种辩证性的看法。而且，我们知道“重要性”这个词是高度结构性的，是因情势而定的。确实，在“中国周”节目总体规划中，宣传片中的“难道还不是时候”，即已在很大程度上为其“中国”评论铸定了应时势性。

　　客观性与信息

　　从传统广播和新闻报道的修辞方式来说，“中国周”的定位实际上并不是新闻，但它很巧妙地表现了那些方式的推论结构，展现了BBC“误认”(misrecognition)的强大作用(Bourdieu，1991)。在BBC的误认中，“中国周”成为针对中国的一次精心设计的、有英国的自我意识的解说及教育过程；那些节目似乎以广播和新闻报导的“客观”和“中立”的传统概念为基础。于是，“中国周”激发出一种媒体传播的模糊形式，其新闻客观性传统和“中国”讨论的有自我意识的陈述发生了冲突。

　　在媒介领域，“客观性”具有一种久已确立的正统地位，在媒介研究中占批评主题的大部分。新闻自称其目的是报道“事实”，似乎人们可以把新闻理解为客观真理、可以把记者或报道者视为独立公正(Humphrys，2005)，GayeTuchman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将此称为客观性的“策略仪式”(Tuchman，1972)。新闻的客观性概念，其历史已在媒介研究中有所详述(见Allen，1999)；社会科学中也有关于客观性概念的相关发展。虽然当代新闻报导往往有自我意识地不关注客观性理想，但此理想本身仍对媒介的工作具有强大的合法统治力。

　　就“中国周”来说，BBC的目标是使英国大众获知中国的本来状态：“2005年的中国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今日亚洲，BBCNews24，2005年3月10日)。作为一家全球性广播机构，一家权威、全面、客观而公正的新闻发布者，BBC的报道和节目制作都是以其可靠信誉为基础。在媒介与电视研究中，客观性批评落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上——媒介对事件和主题的表达远非传递客观真理，而是被视为通过偏见和遗漏来表达特定的意识形态(BudnerS.& Krauss,E.S.，1995)。人们批评新闻报道表达了权力的利益——尤其是围绕社会等级(如阶级、种族、性别和地位等)——和公共权力，而不是坚持所宣称的理想。批评性的、电视研究的早期形式(比如格拉斯哥媒体集团)是此类典型(格拉斯哥媒体集团，1976)。此类作品揭开新闻报道的内容与新闻报道修辞传统的关系，从而改变新闻报道的本质，显示出客观性在事件报道中如何只是一种方式策略、一种权威性的中立的报道方式。客观性免除了编辑的政治选择和偏见，在报道新闻信息时好像电视制作和编辑过程并不含有大量的意识形态扭曲。

　　根据媒介研究，不用说，BBC对中国的报道肯定会因其内容和修辞而引来大范围的批评。并非新闻的“中国周”新闻充满了强硬的编辑决定。这些决定通过特定的强调或省略，为有关中国的主题和观念划定了一个框子，所有的东西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展示中国。“中国周”可能还会因为其偶尔运用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而招致批评。不过传统媒介研究对新闻报道的批评建立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客观而理想化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当批评的目标必然也是一个政治目标时(比如在格拉斯哥媒体集团的例子中)，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问题。但是当报道的对象是中国时，这个问题就更为要紧了。有一种针对“中国周”的批评，意在显示“中国周”如何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偏见，这种批评认为，对于“中国”，存在一种单独的真实或者说正确的理解方式，BBC的理解方式无法与之相衡。因此，这种批评提出一种与BBC相对的诉求，要获得有关中国“真正”本质的全面的知识。利用这些知识，可以对BBC的错误和遗漏加以批评。

　　在对“中国周”进行批评时，我们发现“中国周”并非像其所宣称的那样全面了解“真正的”中国，而只能在BBC的中国知识的基础上对“中国周”加以描述。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修辞方式的层面上，客观性是媒介报道的一种更为基础的特点；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客观性成为了“实证主义”，或者是一种对语言的理解，它假定：语言是用来传递知识的，“社会类别”不受语言的结构作用支配，而创造有关社会类别的经验知识是可行的(Shapiro，1981)。“中国周”含有这样的假设：“中国”是一种有限的、可统一的现实，一种单个的社会体；作为一个社会体的中国和媒介报道(制造有关“中国是怎样的”理解)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以此为基础，可以对中国加以准确的报道、描述和分析。

　　因此，鉴于当代中国的多样性和不能一概而论的现实特点，BBC制作着自己的连贯一致的中国版本。这种制作是精细详尽的，就像学界或政界一样，有着制造合法的信息——那种可以成其为信息的信息——的风格和正式记录，通过特有的认识论的机制。这些信息从即时的角度进行构建，拥有限定的主题。“中国周”显示出BBC如何致力于打造作为评论的中国，BBC的中国。

　　“中国周”在BBC的横贯广度是其不同一般的特点之一，其评论制作(discursiveproduction)所具有的比重，在一般非连续性个体新闻报道中是颇为罕见的。“中国周”成了某种精心设计的整体性活动，在BBC的不同频道网络展示出“BBC的中国”的不同方面，带上了合法化的机制的多重性特点。各个频道各个台在其简明新闻中进行运作，从而制造出不同的信息；不过它们共同合作，为信息的全方位覆盖提供了可能。

　　“中国周”有关中国的评论制作开始于导语。由于“中国周”具有“非新闻性新闻”的特点，导语就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从英国大众应该“知道”的东西出发，构建起一系列问题和主题。在“六点档新闻”中，新闻播报员说：

　　本周，BBC一直在对中国作近距离观察。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今年将赶上英国。不过政治自由并未能跟上经济解放的步伐。在六点档新闻的一系列特别报道之初……(BBC1，六点档新闻，2005年3月8日)本周，我们报道了中国近年来的种种变化，不过有一个领域变革不大——宗教。今天，具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族裔仍然受到严密控制。(BBC1，六点档新闻，2005年3月10日)

　　就像“中国周”的其它方面一样，导语也是修辞策略的一部分，开启了将BBC作为制作者的声音加以合法化的过程。导语在想象中的“英国大众”(据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而且事实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和电视广播中的报道节目之间架起媒介的桥梁。

　　导语之后，BBC的不同部门表现出认识中国的不同方式。我们可以对BBC的各种报道和可能源自学术类中国知识的各种方式进行类比。按学术模式对“中国周”进行详细分析：广播第5直播频道做的是人种志或者说人类学，吸收了本地、“普通的”经验；“BBC24小时新闻”和“BBC早餐”都是电视节目，做的是实地拍摄访问路人的现场节目。基于一种可靠的、主观的中国经验——真正中国人的个人声音，像人类学这样的知识是具有合法地位的，我们可以借此来认识中国。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语言类的广播第4频道、晚间电视新闻节目和每晚的时事节目“新闻之夜”、以及世界广播部做的是政治科学、社会学或政策分析的节目——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进步进行更全面的研究。这是抽象分析的系统化作用，并非个人性的和主观性。它提炼出主题，产生了可用于认识中国的解释模式。采访和“民意调查”带来了“资料数据”，提供了中国生活的代表性样本；分析和深入报道起到“理论”的作用，使“资料数据”产生意义。广播第5频道在重庆南部一个叫“回伍”的小村子花了整个上午的时间，记者采访了一个学校，表达的信息是描述性的：

　　从背景画面中，你可以听到一些孩子在他们唯一的一块活动场地上玩。他们都是小学生。那是一块很糟糕的操场……实在很穷。我面对着一幢三层的楼房，外墙粉刷以白色的水泥，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RadioFiveLive，2005年3月11日)

　　BBC“24小时新闻”在上海各处进行现场报道，记者参访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市市民：

　　记者：Cheng Yun今年25岁，她在化妆品巨头欧莱雅公司工作。Cheng Yun，生活在这个城市感觉怎么样？

　　被采访者：哦，很好。我喜欢这儿，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有很多机会……

　　记者：今晚你来这儿买些东西。

　　被采访者：是的！(BBC 24小时新闻，2005年3月7日)

　　虽然这些“民意调查”与人种志知识类似，但是电子新闻的认识论却很不同于学术知识。社会科学家可能会对一大群人加以调查，或是分析统计数据，然后再创造信息；因为单一对象的调查或定量分析可能不准确或者不可靠。对于新闻来说，单一的被访者是可靠的。这种看法建立在两方面假设的基础上：一，单一被访者是更广泛的客观社会现实的代表(比如“中国穷苦农民”/“中国城市青年”)；二，他们自己可以对社会现实加以分析(Allen，1999，pp.36-39)。这是一种草率的认识机制，记者利用他/她的判断(所谓“新闻嗅觉”)来评价被访者假定的代表性。

　　就“新闻之夜”、“六点档新闻”、BBC“24小时新闻”和广播新闻的一些节目来说，他们对“中国周”的贡献为扩展的分析性报道，其主题包括政治、环境、经济、人权和日常生活。与现场报道的即兴主观“资料”形成对比，这些报道非常详细，论证结构清晰：

　　记者：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但是仍有2亿中国人的日收入在1美元一下，扶贫工作仍然十分艰巨。煤炭带来了出路。随着能源需求不断增加，在一段时间内，这意味着改变气候的气体排放量将增加。(BBC2，新闻之夜，2005年3月8日)

　　这种报道也有利用“专家”的传统。比如说一个学者或者政府官员，他们的分析因其学术机构或政治权力而具有权威性。记者：不过中国的国际声誉现在很复杂。

　　被访专家一：在抗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中国是我们的盟友。我认为这为中国在美国和全世界赢得了一定的加分……记者：若说到扩张，有一个地区——中国已经使自己在朝鲜的位置举足轻重……

　　被访专家二：他们绝对不希望看到一个拥有核能力的朝鲜。(BBC新闻之夜，2005年3月9日)

　　新闻报道典型地将记者的分析(也许含有对专家的合理补充)和主观的被访者联系在一起。在“新闻之夜”有关民主的节目中：

　　记者：本周，中国宣布其已经实现了99%的民主。在天津，市长试着让向来只追随党的决定的政协体制能够有一定的力量……

　　记者在街头采访：你认为这个城市的政治家们会真正地听听人民——比如你——说点什么吗？

　　被访者：你是说那些领导们？就我看来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人微言轻，离他们的社会地位太远了。(BBC2，新闻之夜，2005年3月5日)

　　有一个例子是通过询问英国人对中国的认识程度，从而以自发/自我反映的方式(self-reflexive)来制造中国信息。轻松的杂志式电视节目“早餐”即意在使用这种方式，邀请观众——想象中的“一般”英国大众中的一员——进入它的推论式的中国制作中：

　　主持人：中国制造了世界上一半的照相机，四分之一的洗衣机，九成的玩具。我们在说中国的经济，它一直在扩张……被访者：这绝对是“中国制造”……

　　记者：Jo，我们已经参观了你的房子，有这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你感到吃惊吗？(BBC1，“早餐”，2005年3月8日)

　　电视不像广播或学术知识，画面是其信息可靠性的基础。在“中国周”中，画面成为其整体认识论的体现。电视报道展现了中国人生活的形象，他们的画面让人们认为自己获得了一种直接的客观知识，隐去了电视节目的媒介过程。如同Stein在美国时事节目“60分钟”(60Minutes)中所说，从Barthes对新闻照片的批评出发，“中国周”中有关中国的画面展现的是信息的特别形式，像“真实的中国”那样不可争辩。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些东西时，我们确实认为自己知道了。画面“在这种媒介中成为"真实的呆板类比物"……[其]指示水平和类比的完全性——简言之，即其"客观性"让画面自身达到意识形态常识的自然化状态”(Stein，2001，p.251)。画面的力量在于，它使中国展现为一种客观真实，足以用电视制作过程来遮蔽我们对整体构建的形象本质的认识。

　　关于“中国周”中的画面力量，有一个例子是对三峡大坝的报道，属于“环境”主题。一个长镜头展现了三峡大坝工程的巨大规模，向观众显示出中国的蓬勃发展的现状；同时，也报道出此工程相关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不过，接着记者中断了这个长镜头。他站在坝顶出现在镜头中，从而对建设项目进行调查。他采用了一个真正有利的位置以“认识”中国，在图像中的“真实”中国和英国观众之间架起了桥梁。在这个位置上，记者解释三峡工程的重要性：

　　大坝完工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显然是好消息。它将为中国正在发展中的经济提供便宜而清洁的能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大坝意味着巨大的代价……(BBC1，六点档新闻，2005年3月9日)

　　电视的视觉吸引具有独特的力量，有可能显现出直接的客观性。与此相对，广播天生会使播音员的中介作用显现得非常明显，让人们清楚这实际上是播音员的报道。于是，广播既要求听众能有一定的创造性想象力来构建画面(比如说贫穷的回伍学校)，也要求对声音性广播媒介的解说角色有所认识。当广播希望听众构建中国真实的画面时，广播使媒介机制和构建机制非常明显；而电视却在这方面有同样明显的隐蔽性。

　　 解读

　　如上所述，BBC“误认”了它自己在中国评论制作中的参与角色，于是以一种有自我意识的方式向英国大众解读中国，同时运用了媒介传统的客观性修辞效果。这种认识上的混乱说明：BBC未能以自我反思的方式理解其在“中国周”中赋予自身的整体性任务。BBC希望帮助英国大众“认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国”，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有限而有结构性的知识体，BBC未能理解自己在制造“中国”信息过程中的角色。BBC有自我意识地通过媒体的不同层面来解读中国，但是看起来未能认识到其运作中自身解读的影响。

　　这样，“中国周”就不是一次创造性的和持续的智力活动。相反，BBC草率地挪用了一系列的固定的主题和理念，通过它们来描述、解释和理解“中国”，它制作组合了这些临时而多有漏洞的评论作为西方宽泛的中国评论的一部分。“中国周”是一系列中国理念的集合或者说是中国理念的汇聚，它们被压缩进入了广播和电视报道。

　　“中国周”的临时性质可在其无意间重提西方与中国长时间相交的事情中看出。这种相交可在“中国周”提及早期代表性譬喻中找到。最热衷提及的话题之一是所谓拿破仑的名言：“睡狮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尽管拿破仑从未有过睡狮之类的言论(Fitzgerald，1996，pp.62-3)，但这句话却长久以来成为提及当代中国必说的话之一，这样一来，事实上就成了围绕着一个无历史记载的言论，来表达中国的崛起、表现中国的现代性和现代化了。

　　在“中国周”中，有两处提及中国是一只“醒狮”，一处是在一周节目开始时的“早餐”电视节目中，另一处是在BBC24小时数字新闻频道“24小时新闻”的新闻循环播放中——“中国周”的报道被插入其中定时播出。不过，如果说这种老生常谈已经过时，那么BBC也引入了新的词语来描述中国——“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几乎在每个段落、报道和节目中都会出现这句话，就像念经一样。“中国周”想让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英国大众最感兴趣和最关注的地方，而这句话就成了“中国周”为实现这一目的最基本的修辞手段。对于BBC来说，中国突出而重要的特点是其经济和目前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不是其古代辉煌的文明。这前后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假定性的对比。这种衡量世界大国的特殊方式——以经济的年增长速率为标准——为BBC限定了中国的意义；它表现出就BBC看来，在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语境中，经济统计数据已经成为判定世界意义的关键结构原则。

　　“中国周”还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关中国之“神秘东方”和“黄祸”的说法进行了回应。在第五广播直播频道(RadioFiveLive)介绍“中国周”时，主持人说：“中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逐渐成为了新的世界大国。但是我们对这个国家知道多少？”(BBC第五广播直播频道，2005年3月7日)当然，其答案是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也许多于世界上其他非西方国家，毕竟在英国中国学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类似的，时事节目“新闻之夜”的导语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如何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个问题是中国最神秘之处。”(BBC2，新闻之夜，2005年3月9日)中国政治独裁，经济自由。人们可以对此找出很多例子，尤其是在20世纪的东亚。“神秘”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分析问题，而是“中国”本身。那种神秘在节目的修辞方式中得以激发，辅之以主持人的嗓音，似乎起到了凝视着那遥远东方的地平线的作用。

　　BBC的“中国周”还提到了中国的更新近的意义。在某个电视节目片段的导语中，BBC说其有接近中国的特殊方式：

　　一个国家，要平衡“共产主义理想”和“向外国投资打开大门的愿望”……BBC被给与了前所未有的接近权，不过对许多问题的自由报道还是受到限制的。(BBC，24小时新闻，2005年3月7日)

　　“前所未有地接近权”指的是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参照比较。当时人们要想去中国旅游、去中国国内不同的地方要比今天困难得多。“前所未有地接近权”对于BBC的中国评论来说，就是意味着声称其中国信息具有特殊的合法化性质。与这些有关中国的传统东方主义概念相对比，“中国周”还提到了分散在海外的中国人。在“早餐”节目中，有一个报道是在英国北部城市曼彻斯特的中国人聚居区做的，一名记者在一家大型的中国零售供应商店里进行直播：

　　早上好，曼彻斯特的朋友们。这里是BBC“中国周”节目，关注英国、英国西北和中国的商业联系……现在我们所在的……是一家给中国餐馆供货的现购自运式商店……你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当然还有随处可见的幸运签语饼(fortunecookies)咯！(BBC1，早餐，2005年3月8日)

　　注意，英国的中国移民(主要是广东人)很熟悉幸运签语饼。对中国来说，它有一种与历史紧密相关的意义。自19世纪到20世纪，许多中国移民来到英国。他们建立了唐人街，并做起了餐饮和服务业的生意。这种对中国的理解是完全不同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解的，它早于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国”的理解几十年。BBC提及中国的这些含义，表明了“中国周”的随手拈来的不严谨特质，不是为了充分显示西方与中国/中国人们相交的历史，而是不加思考地对有关中国的评论甚至是刻板印象加以复制。

　　不过，在评论制作的过程中，BBC确实展示出中国的决定性意义，即“改革”。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围绕“中国进行某种社会、文明和经济进步”的观点加以展开和安排布局。

　　西方关于亚洲改革的观念由来已久。其模式就是西方对日本的解读，时间是明治维新之后，以及1868年和日本打赢1905年日俄战争之间的一段时间(Bourne，1916)。东亚的改革概念在战后的台湾和韩国(即所谓的“小龙”)得到了更新(Vogel，1991)。主要的叙述是“现代化”，更为基础的是“现代性”。在使用亚洲现代性的这些早期表述方式的同时，“中国周”的改革叙述成了非批评性地讲述中国向“现代”社会改革的故事。这反过来重复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过去“非现代”源头的未道明的假设，从这种源头开始，中国可以发生如此的改革；同时重复了一些特点和风格，我们借之可以认识到“新的中国”。

　　对于“中国周”中的此类非批评性叙述来说，改革的标志无可计数。中国穷苦农民基本上代表了“非现代”的一类，而富裕的城市人代表了“现代”的一类。“中国周”将这两类的关系限定在一定的时间中，从而将“城市化”作为中国“崛起”的特点之一加以报道。“中国周”在许多报道中使用了一种双重结构来展示这种改革：一方面是农村生活的穷苦，另一方面是北京、尤其是上海的现代城市生活。

　　[农村的画面，正准备杀猪]数个世纪以来，这里的做事方式没有怎么改变。家里的事是由男人负责的，不过这会老婆必须要雇些人来帮忙。儿子已经上大学了，杀猪不是他的事。丈夫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打工，筹措儿子的学费……

　　[现代城市美发沙龙的画面]……八百里之外的上海，高辉(音译，原文为Gaohui)正有些放纵地流连于发廊间，(与农村中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享受。

　　可是，在对改革的叙述中，其首尾往往是隐晦的，而不是以明确的方式说出来。当主持人说“不过政治自由并未能跟上经济解放的步伐”时，一种已经为英国大众所接受的关于社会进步之本质的假定起了作用：中国的改革是通过建立特定形式的自由市场开放经济体制得以表现的，现代中国开始于此种体制的建立。而中国经济的改革又带来其他必要的发展，尤其是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这让中国从理论上朝着一个想象中的自由民主之未来方向前进(见Huntington，1991，Fukyama，1992)。这种叙述并没有明确指明“中国走向现代性/工业化的道路何时开始”以及“中国的道路向何处去”：

　　记者：他说，“嗯，我们以前骑自行车，现在有电动自行车，希望很快就能有汽车。”中国正走在一条坚实的道路上。韩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以很快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而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如果说中国已经走得很远了，那么她还将走得更远。(BBC，24小时新闻，2005年3月12日)

　　在“中国周”中，这种话很少是清楚地说出来的。如上所述，“如何理解中国”等这类问题不是自我反思式地体现在节目中。节目没有去追寻是什么让中国看起来“新”，而是以英国观众和BBC已接受的可以加以认识的方式来看待和展现中国的现代性。它是在一种熟悉的消费者文化、城市化和现代建筑中得到最好的展现的；在其人民参与了国家消费群体的蓬勃发展中——比如在现代房屋、购物中心、汽车和公路方面；还有一次又一次在节目中出现的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600663,股吧)商业区灯火通明的夜景——中展现出来。

　　对于英国观众来说，这些有关“新的中国”可以加以认识的符号建立了参考点，借之可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也可以认识中国本身。如果说中国正在改革过程中，那么英国就已经完成了改革，处在中国想象中的未来一端，等着中国赶上来、甚至超过自己。关于中国的现代性之路，这种看法的结构本质遮蔽了中国之现代化的其他方面——这些其他方面很少被BBC和英国观众所认识。特别是，虽然有一些明显例外(比如关于三峡大坝项目的报道)，但是中国自发的现代化过程不是“中国周”所关注的东西。“中国周”很大程度上将围绕中国未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军事、基础建设或空间计划等问题的国家和党的有力洞见排除在外。在“中国周”中，中国的改革一般体现为个体城市消费者的出现，以此作为这种“新的中国”已经到来的信号。

　　记者：我正走在上海最时尚的商业街——淮海路上，这条路处于城市的中心，路边林立的品牌标志和你在其他任何西方大城市中看到的一样。这里有皮尔?卡丹(PierreCardin)、阿迪达斯(Adidas)、芒果(Mango)，街对面还有艾碧素(Episode)、阿玛尼(Armani)，这里都有。这些牌子都在招徕着上海的新富人。(BBC广播第四频道，今日世界，2005年3月9日)

　　与这些省略相比，更为基础的是，对改革的叙述中充满了政治和历史写作的政治意味。通过从改革的角度对其中国知识加以建构，BBC实际上是在书写中国历史本身。“新的中国”的改革轨道开始于想象中的历史起点，结束与想象中的终点，在历史叙述加入了清除与省略。

　　对于“中国周”来说，中国改革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的过程明显开始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宣布开始“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自由化、和持续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国有)农业和工业的解体。说到“历史书写的政治”，如果中国于1978年“开始”其改革，那么这种改革就在将之前的毛泽东主义淡化、边缘化。自1978年“新的中国”开始其历史，毛泽东主义的中国仅变成了一个源点，一个单一的时段，没有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的中国没有连续性。通过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围绕“改革”的叙述建构中国历史，“中国周”将毛泽东主义从中国的历史中抹去了。

　　在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的一次现场节目将这种抹除表现得非常明显：

　　记者：大家好，欢迎来到上海。我现在在上海著名的外滩……看看这儿，七十年前的天际线是亚洲最有名的。那时候上海被誉为东方巴黎。如今许多人希望往日的辉煌能够重现。看看江对面(镜头摇向浦东新区)，你可以发现一些原因。十年前，那里还是一篇沼泽……(BBC，24小时新闻，2005年3月7日)

　　在这段导语中，中国历史中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不见了，上海因此而背离了其“自然”状态的“辉煌”。

　　“中国周”的大部分报道在叙述改革时，明显使用了极端对比的方法——极度困苦、“被遗忘”、“穷人”与大城市的富人进行对比。这淡化了使观众产生“普通中国人”概念的可能性。普通中国人既不特别富也不特别穷、既不是一直存在的穷人也不是1978年后出现的富裕消费者。他们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中具有较强的连续性，使得改革的概念可以从中体现。同样的，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大部分，并在中国生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但是国家和共产党却在“中国周”中被淡化。这与改革叙述和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历史并不相符。

　　如果说BBC为1978年后的中国书写了历史，那么问题就成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政治化历史的意义何在？”BBC的危险在于以这种方式书写中国历史，同时明显忽视其自身书写历史的意义；甚至在于，BBC做了这样一件事，发现自己得和政府和商界说的普通中国故事相协调——他们特别重视经济发展和商业机会，淡化共产党在中国的存在，淡化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连续性，以此叙述全部后帝国时代的改变。重要的是，这也是中国政府本身也在说的中国故事。中国政府使自己远离毛泽东主义，鼓励中国的消费者经济，同时继续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地位。

　　BBC正在再制中国历史，而且“中国周”自身通过广播4台的座谈节目中一个英国商会代表之口说了出来：

　　节目嘉宾：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这里看到大图景。中国在最近25年中的经济奇迹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在这段时间里，有四五亿人脱离了贫困。我们将看到未来十年中，中国经济还将以八九个百分点的速度前进。现在没有其他哪个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前景。所有这些问题，银行业这一块，也许只是上海的一个小小的房产泡沫。上海当然只是中国数百个城市中的一个，如果经济继续增长，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环境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一旦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中国此刻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工业化的问题。(BBC，广播4台，今日世界，2005年3月11日)

　　中国共产党将经济改革变成了一个“奇迹”和“历史性的事件”，在理解这个问题时需将一系列特殊政策视为中国在25年前开始现代性转向的标志。报道的叙述否定了中国此前的现代性经历以及20世纪中国在经济发展、尤其是政策方面的连续性。不仅如此，报道还想象了一种特别老式、可能是靠得住的西方现代主义景象——通过现代化过程的无限进步，利用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来解决所有的中国问题。BBC在理解中国时深陷此种思维方式之中，并在“中国周”中彻底地再制了这种思路。不过，对于这种专断的叙述，BBC确实也逐步发展了一种特别重要的批评回应形式。这种回应形式强调民主，较少强调人权。这个主题不是对“改革”的整体叙述的评论，也不是评论BBC书写和重写了中国的过去与将来。事实上，民主通过发展研究和政治科学植根于有关“改革”的整体叙述本身：伴随朝向自由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来的，应该是“自然的”朝向自由民主的进步(Huntington，1991)。不过民主和人权是“中国周”一个关注点，它存在于中国周的报道和有关中国进步的过热的非政治现代主义神话之间，而这些信息是由政府和商界提供的。

　　“中国周”的电视现场座谈节目“提问时间”(QuestionTime)围绕民主和政治自由的主题，提出一系列进行政治改革从而与经济发展相配的要求。而座谈节目中的对立方——来自中国政府的代表所提出的请求呼吁，与上文所引的外国商人有关经济发展的叙述是观点一致的。如在香港的政治未来问题上：

　　中国政府代表：我想，无论是否以多种模式选出CEO，我们需谨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人民的福祉……

　　座谈者：我觉得想不通的是这样的说法：民主会威胁到稳定和繁荣……

　　中国政府代表：看看所有这些所谓的普选和大选，有时候其结果少于50%……在许多国家，你让他选是要投票权还是工作权……(BBC1，问题时间，2005年3月10日)

　　“中国周”的新闻报道中也出现了人权鼓吹者的声音：

　　记者：中国人民的人权情况实际上得到改善了吗？

　　被访者：嗯，我想，就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来看，很明显，中国政府现在看起来确实在人权问题上采取一个更为积极的立场……基本的问题是，这些好听的话当场确实得以贯彻执行，但是其结果是基层的执行者，会因5年，10年，也许15年以前完全同样的罪名而被拘留或监禁。(BBC，24小时新闻，今日亚洲，2005年3月11日)

　　如英国商人所表示的，人权和民主主题是中国改革重要话题中一直存在的阻碍。不过如上所述，BBC本身倡导改革叙事，以此作为“认识”中国的方式；所以这并非是对与中国对话批评疑问，而是这种改革叙事的内在组成部分。强调“民主”和“人权”，是在质疑中国在跟随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BBC对此加以构建，以作为“中国周”的基础。因此，这个主题固然重要而值得称赞，它仍未能跳出BBC针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一系列未经深思的假设。

　　从“中国周”的整体来看，民主和人权是最好的主题了。现阶段，人们对中国“史无前例”的发展抱有极大的热情，民主和人权主题有望对此形成一种挑战。“中国周”本是一个值得赞赏的项目，它通过较高技术质量的报道和广播得以实现，将中国置于英国媒体观众的意识之中。不过，“中国周”中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能说明BBC对自身作为信息制作者的角色任务已经有所认识。在“如何理解中国”这一问题上，BBC以其颇有意味的政治观念来解读中国的经验、构建中国历史的特殊叙事，却没有自觉地认识到其节目从根本上来说是在(与事实不相吻合地)为中国解读和创写历史。结果，“中国周”最后只是将西方久已建立的中国说法重新说了一遍，未能对中国之于英国的意义有新的识见。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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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Week on the BBC: The Media Making Knowledge andWritingHistoryMark Harrison*，Translator: J.Z.Edmonds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March of 2005,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Corporationran a special week of programming about China in itsnews andcurrent affairs services on television and radio called“ChinaWeek”.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BBC was engaged in aspecifictask of producing knowledge about China in which atraditionalcommitment to media tivity conflicted with aself-consciousinterpretation of China for a British audience. Thepaper suggeststhat in this ambiguity was a failure to understandthe way the BBCwas writing a Chinese history or to acknowledge theideologicalimplications of such a task.Key words: BBC; ChinaWeek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