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5月1日，后来被称为首届世博会的伦敦大博览会开幕的那天，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写信给住在伦敦的马克思，告诉他：“过几天，至多一个星期，你将收到另外的五英镑；倘若不是刚才我一次要付出十英镑，这五英镑今天就寄给你了。”三天以后，马克思回信提到“整个这一星期图书馆关门”。5月5日，马克思生日的那天，马克思又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附上了一份关于在农业中应用电的文章的抄件，请恩格斯用“普通的德语”给他解释这个事情，并问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5月21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现在每天从早上十点钟到晚上七点钟总是在图书馆里；我把参观工业博览会一事延迟到你来的时候再说。”马克思在什么时候参观博览会，甚至到底是否参观了博览会，没有确切记载可以作证，但在10月1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举了不少例子说明“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展览会得了头奖，并且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

　　伦敦大博览会筹备和举办之际，正是马克思和他家人处在贫病交困之时。众目睽睽之下被房东搬走家具直至扫地出门、新生男孩因营养不良被病魔夺去生命，这样的不幸和煎熬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但恰恰在这次博览会上，马克思三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文明所作的那些论断，得到了最生动的展现。美轮美奂的水晶宫不仅陈列着资产阶级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而且宣告着“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了。在这种景象中马克思看到了他所说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因此，在伦敦博览会闭幕不久，马克思虽然自嘲由于上衣送进当铺而不再出门、由于肉铺不肯赊账而不再吃肉，却同时以这样的口吻向远在美国的战友魏德迈祝贺他喜得贵子：“祝世界的新公民幸福！没有比出世在当代更为美好的了。”

　　令马克思压下丧子之痛、无居之苦的，是正在成长的一种新世界观，以及构成这种世界观的新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当人们只用七天就从伦敦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我们两人早就毁灭了，或者老态龙钟了。而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呢！世界的新公民们将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曾经是多么小。”如果用两地旅行的时间来衡量两地之间的距离的话，马克思其实还可以说，“世界的新公民们将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曾经是多么大”。在凡尔纳笔下的1872年，也就是在马克思给魏德迈写那封信的20年之后，从伦敦到加尔各答要用23天。可那还是科幻作家的大胆想象！在今天，从伦敦到加尔各答非但用不了马克思所说的七天，连七个小时大概也嫌太慢。有人说，世界因此变小了，有人说，世界因此变平了。马克思虽然没有设想过世界变小、变平的技术细节，但早就对这种变化趋势作过精辟论述：“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资本的这种“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的本性，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最重要表现。一面在伦敦陋巷忍受资本压迫、一面在不列颠博物馆对资本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以宽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目光积极肯定资本的进步作用：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不断地“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地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并且“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作为社会理想的这位贫困的德国流亡者，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作了这样的乐观描述：“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从1851年的伦敦到2010年的上海，人类借资本之力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世博会的展台上和场馆里得到了集中的展示。

　　但是，马克思在肯定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同时，却从来没有忘记指出，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有着内在限度的。从其本身而言，资本对工人的支配，作为“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意味着“过去”对“现在”的支配、“物”对于“人”的支配。从其趋势而言，资本所“力求超越”的“空间界限”，不仅是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和大陆之间的，也不仅是地球与太空之间、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的，而同时也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人性和非人性之间的，甚至可能是希望和绝望之间、生命与死亡之间的。1851年首届世博会之前的殖民运动、奴隶贸易和鸦片战争，在那以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多次经济危机，乃至有可能葬送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灾难，背后都可以看到资本那张野蛮的面孔。

　　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开幕的上海世博会可以给我们一些非同寻常的启示。

　　世博盛会首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举办，这或许表明，资本的“文明化”能力，是可以在代表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加以驾驭和运用的。世博会的中国馆、省市馆和其他馆中所展示的，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博览会前夕所说的世界资产阶级在其商品拜物教的“百神庙”中所供奉的神仙菩萨；社会主义中国的各族人民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明资本可以不只是我们不得不容忍的消极因素，也可以成为我们主动发挥其作用、为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目标服务的积极力量。马克思在伦敦大博览会开幕不久提到的那个观点，“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在这里可以得到新的理解。

　　世博盛会首次在一个东方文明古国举办，这或许表明，在经历了资本的“重炮”轰击、“法术”改造之后，以“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为特征的旧的现代性规划，正在被以“东西共存”、“南北互助”为特征的新的现代性格局所取代。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一种对世界历史的新的认识正在成为共识，即现代生活方式不仅离不开人类共有的基本规范，而且离不开不同文化的多样价值。上海世博会筹备和举办之际，恰逢四十年前高呼“TINA”（英语“别无选择”一句的缩写）的西方人转而念叨“CHINA”、“中国模式”成为各大媒体热议话题之时。但作为东道主的中国人在自豪之余并没有忘乎所以；除中国以外的188个国家的客人在浦江两岸得到同样热情的接待，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不同人种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在这里有机会展现各自的魅力。

　　世博盛会首次以城市的美好生活作为主题，这或许表明，马克思在首届世博会前三年所描绘的那种城乡关系，那种“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的空间布局，正在发生意味深长的变化。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从1800年的2%上升到了目前的50%以上，就此而言，现代化的历史无疑是一部城市化的历史。但在这过程中，城市和城市生活本身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把乡村生活所代表的一些重要价值如生态、亲情、安逸等，也作为现代生活质量、城市美好生活的重要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上海世博会所展示的不仅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而且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

　　上海世博会还刚刚开幕，它的长远意义取决于它所加入的世博会历史、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未来走向，也取决于每个中国人作为东道主一员的现实努力。同一个现实总可以作多种解释，但只要用心观察，我们确实能够发现，世博园区内不仅有大量无比珍贵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供我们开发，而且有一种崭新的世界观正在形成——有了这种世界观，多少年以后，不管是“50后”、“90后”还是哪个年代后，人们都有理由称自己为“世博后”。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