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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自住房”遇冷背后

《职业经理人周刊》

曾被寄以厚望的北京房价“稳定器”——自住型商品房近期集中入市,但市场似乎并不领情。媒体报道,大量摇号中签家庭放弃了购买权利。

根据自住型商品房的政策设计,在土地出让前,其价格即被设定为周边商品房折价30%。在房价高企的今天,这显然是不小的福利。因此,自2013年10月北京市政府公布该项计划起,就吸引了大众密切关注。从目前已经开始网上申购报名的自住商品房项目看,申请家庭数量大大超过项目可售量。以首个公开摇号的自住房项目,位于东四、五环之间的金隅汇星苑为例,就吸引了约17万户家庭申购,中签率只有百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大批的中签家庭“弃购”?

回答上述问题前,必须说明的是,目前发生的“弃购”现象,并非是没人买或者房子卖不出去。只是在率先抽签的购房者中,有部分中签者放弃了购买资格。不少自住房项目中,“放弃”比例超过50%。但由于申购家庭总量很大,因此在分批抽签后,各项目上市部分都已售出。

发生大量“弃购”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此前媒体报道,由于楼市价格下降,使得某些自住型商品房价格已经接近甚至高于周边商品房,因此造成了大量的“弃购”。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自住型商品房在土地出让时,定价就低于周边楼盘30%。因此,除非房价跌幅超过30%,否则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不论是国家统计局的70个城市房价指数,或是民间机构的数据,均显示目前北京房价只有个位数的跌幅,同比价格依然是上涨的。而上述媒体报道中所引用的周边低价项目,要么是距离很远,不具可比性;要么就是特价个案,并非市场正常价格。

实际上,“弃购”高发的原因,主要是市场心理预期发生了变化。在目前楼市成交低迷、价格持续下滑的大环境下,购房者选择观望,或等待其他位置更好的自住型商品房。根据北京政府的规划,到今年底,将共推出7万套自住型商品房。而按照现有项目网上申购的速度,今年至少将有4万套自住房可以网上申购(2009至2013年,北京新建住宅年均成交约9.8万套),因此对购房者来说,可选择的余地很大。

此外,今年楼市降温,缩小了自住型商品房与周边楼盘价格差距,使得自住房最大的价格优势缩水。同时,自住房5年内不得上市交易,满5年后增值收益30%上交财政的交易限制,也导致自住商品房在交易处置方面不如普通商品房便利。一旦房价拐点出现,这反而成为自住房的劣势。

除了上述原因外,房地产开发商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自住型商品房的限价,在竞拍地价的模式下,极大压缩了开发商利润空间。基于成本考虑,该类房的建筑品质、设计、小区环境等方面都很可能逊于普通商品房。参照经济适用房的经验,北京回龙观保障房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比商品房低10%至15%。同时,自住房的营销手段上也远不如商品房灵活,没有售楼处、样板房、不同楼层户型定价单一等等。

总之,这些因素导致自住型商品房优势减小,劣势凸显,影响了购房者的购买欲望,从而催生了“弃购”现象。

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中,北京在这轮房价调整中率先下跌,累计跌幅大于其他城市,其中自住型商品房功不可没。一方面它锁定了大量潜在需求,引导了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周边普通商品房低价入市竞争客户。

远来看,如果未来房价进一步下跌,确实有可能出现普通商品房比自住房更便宜的情况。那时,自住房将面临真正的“弃购”结局。这样的情景在过去不乏先例。2007年在房价大涨的背景下,广州就曾推出“限价房”。即在土地出让前限定一个较低的房价,开发商在这个房价基础下竞拍土地。但随着2008年房价大跌,限价房与周边的普通商品房出现价格倒挂,造成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好在2009年市场反弹,化解了限价房的困境。

不难看出,限价房和自住型商品房性质几乎一模一样。都是限定房价的前提下竞拍地价;都是在房价高企、楼市过热的时机下推出;都是为了达到拉低房价的目的。从广州的经验看,限价房显然没有达到控制房价的目的,反而暴露出用行政指令调控楼市的缺陷。政策看似力度很大,但推出前缺少系统考虑,对于预期效果和供应量之间没有细致的测算,结果只能是头痛医头。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波动特性,这类调控政策很容易加剧楼市上下起伏。政策环境的不确定,对行业和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显然是没有好处的。

那么,什么样的住房保障政策才是合理的?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没有完美的政策。任何一项福利政策,都是以损失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弥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即便是被普遍认为已经很完善的香港公屋、居屋政策,也引发很多当地居民的不满。比如,一些租住公屋的家庭,由于没有住房所有权,而抱怨家庭财产增长速度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在居屋购买问题上,也因为产权比例的问题,引发过是否全体纳税人补贴少数人的争议。

因此,住房保障政策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和保障对象,而不能仅仅是为了拉低房价。比如,为维持社会稳定,而向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基本住房保障;和为维持城市经济活力,而向专业技术人才提供的优惠政策,做法和效果显然是不同的。在目的明确的前提下,制定相应的措施,并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与理解,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中原集团研究总监 刘渊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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