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各界展开了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部分企业在社会强大压力之下，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少数企业工资涨幅高达60％以上。不仅如此，一些地区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部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涨幅超过20％。仿佛是为了响应全国各地加薪浪潮，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强调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性，公开倡导增加职工的工资收入。

　　面对社会要求上涨工资的喧嚣声，部分学术界的人士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认为中国的产品之所以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原因就在于中国产品的劳动成本较低。如果大幅度增加职工的工资，那么，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没有了竞争力，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失去动力。

　　的确，在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下，中国通过发展加工制造业，间接地解决了部分劳务输出问题。相当多的工人不需要走出国门，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就业岗位。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劳动力比较优势很容易被取代，中国沿海地区相当多的企业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增加工资吸引熟练工人，要么转移企业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成本。

　　工资需求是一个缓慢上升的曲线。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工资收入必须改变，长期维持低工资制度不仅不符合市场规律，而且不符合人性需求。不过，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工资压力，更多的不是来自市场本身，而是来自社会环境。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工资的购买力实际水平快速下降。如果不提高工资，那么，这意味着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实际下降。从国际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币值正处在一个上升的通道，但是，从实际购买力来看，人民币的币值正处在一个不断贬值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职工的工资，与其说是劳动力市场需求所决定，不如说是中国的经济大环境所决定。中国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之所以缓慢，恰恰是因为中国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从而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在分析中国工资问题的时候，就难免会盲人摸象。

　　按照传统的劳动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企业产品是否有竞争力，主要看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当一个国家企业产品所包含的劳动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就有了竞争能力。然而，早在上个世纪的初期就有经济学家发现，传统的劳动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解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问题。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缺乏劳动比较优势，但却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具有要素禀赋优势。这些国家通过充分发挥整体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领了先机。

　　当前我国一些决策者仍然秉承传统的劳动比较优势理论，试图借助于劳动力价格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事实证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先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对于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就会带来非常大的灾难。换句话说，先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缺乏劳动比较优势，所以，它们非常乐意向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转移自己落后产业，从而为新兴产业的发展争取时间和空间。当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沉浸在承接发达国家的落后技术、发展外贸出口换取外汇喜悦之中时，发达国家早已经制定了更加苛刻的标准，为新兴产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政策，不仅导致职工的生活品质下降，而且影响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当一个国家职工的工资相对较低，以至于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时候，经济的转型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要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改变国家的经济模式，必须从源头做起，通过建立科学的工资增长机制，确保整个国家的经济进入良性发展状态。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解决了单个商品的竞争问题，解释了国际贸易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只考虑单个商品的劳动价值，而没有考虑到整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国际贸易中的要素禀赋理论考虑到了国家竞争的必要性，但是，只看到了客观的标准，而忽视了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释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在笔者看来，制度禀赋理论应当取代要素禀赋理论，成为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理论。所谓制度禀赋理论是指在衡量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时候，不仅要看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而且还要观察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乃至政治体制，全方位地考察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优势。如果说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注重的是个体，那么，要素禀赋理论强调的是整体；而制度禀赋理论则强调个体与整体的集合，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全面提升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能力。

　　制度禀赋理论要求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既要考虑到传统的劳动价值，同时也要看到一个国家基本的资源禀赋；既要注意局部的企业竞争优势，同时也要重视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既要看到要素资源的作用，同时更要看到一个国家财政金融政策所发挥的作用，通过系统地整合国家资源，妥善处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全面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总而言之，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工资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是一个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解决工资收入分配问题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推动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如果不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而试图通过增加工资来缓和社会矛盾，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缘木求鱼。（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