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受欧债危机溢出效应影响，新兴经济体集体“失色”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创下历史新低，随着资本外流加速，印度央行被迫大量抛售美元来抑制卢比的贬值势头，但至今未能将卢比拉出贬值“漩涡”。印度的这种表现在新兴经济体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新兴经济体怎么了？到底是受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 “外伤”，还是有“内伤”呢？笔者认为，除了外部冲击，内部自身的问题更关键。

　　首先，是来自经济发展模式的陷阱。作为赶超型经济，新兴经济体大都采取的是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以及数量扩张的 “要素驱动型”模式。然而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出口拉动型增长不再对新兴市场经济群体起作用，传统模式已达极限，必须向全要素增长率寻求新的增长源泉。

　　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通常是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所决定。有研究发现，陷入增长停滞的国家，其中有85％的减速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徘徊不前来解释。当前，新兴经济体技术效率都在降低，尽管资源配置效率还保持一定水平，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正在放缓，特别是随着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开始，很多国家低成本的优势将逐步消失，如果在此时不能真正建立起国家创新基础，又无法与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竞争，将会导致产业低端徘徊，这将是未来新兴经济体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因此，新兴经济体必须尽快由斯密增长向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引领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转变才可能突破增长陷阱，免于陷入低增长循环。

　　其次，是来自全球贸易与金融分工失衡下的“美元陷阱”。某种意义而言，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全球储备与全球债务的失衡，即外汇储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过度累积和对外债务在发达经济体的快速累积。当前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

　　然而，庞大的外储非但没有有效转换为国民财富，反而让新兴经济纷纷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即所谓的美元陷阱）”。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10年期平均收益率3.5％，目前仅为1.5％）回流美国；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再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本币升值、热钱流入，不但推高新兴经济体外储规模、加剧输入型通胀风险，也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越来越被美国债务风险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最后，是由于福利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导致的 “福利陷阱”。新兴经济体必须处理好福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前，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压力巨大，但福利增长缓慢，社会建设滞后，反映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增加，这直接导致的就是内需不足，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因此补上社会福利的短板，推动社会福利改革已经是各国的当务之急。否则的话，社会转型滞后将进一步贻误经济转型，新兴经济体将难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其实，所有的改革都不晚，只要我们下决心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