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一位名叫莎伦•阿特金斯(Sharon Atkins)的前台在憧憬未来时希望，将来像她一样人的会减少。“未来我们一定得造出能做这些工作的机器，”她对社会历史学家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说，“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她感觉自己被响个不停的电话给绑架了。在接听电话的短暂间隙，她会写一些内容不着边际的长信，抒发她内心的压抑。不过，这些信件从未寄出过。她的工作都是些重复性琐事，她感觉自己已变成了“一台小小的机器”。“让人来做这样的工作真的很不公平。”

为了撰写《工作》 (Working)一书，特克尔采访了很多持类似想法的人。这是一本美国普通工人访谈录，1974年出版。“我被囚禁在笼子里，”一位银行柜员说。“我就是一台机器，”一位电焊工说。一位钢铁工人称自己是一头骡子，“你在这儿卖苦力，而你知道，机器就能干这活儿”。

他们说的没错。自那以后，在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共同影响下，不仅仅是在美国，而是在所有发达国家，从事重复性劳动的普通文员和生产岗位，很多都已消失殆尽。在富裕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OECD)内部，中等技能岗位在就业岗位中的占比于1995至2015年期间下降了9.5个百分点，而高、低技能岗位的占比分别上升了7.6和1.9个百分点。

这难道不值得庆祝吗？这些岗位适合自动化不是没有原因的。特克尔的采访对象向我们证明，整天做枯燥重复的工作对人的心理健康几乎毫无裨益。另外，在除日本外的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高技能岗位的增长速度都快于低技能岗位。

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欢喜雀跃。许多人将从事重复性劳动的中等技能岗位减少，同中产阶级群体萎缩联系在一起（尽管对“中产”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实则并不成立。以英国为例，尽管自1993年以来，许多从事简单重复性劳动的岗位的数量出现教科书式的下降，但薪酬的分布却变化不大。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从事重复性工作的中等薪酬岗位被蚕食的同时，其他中等薪酬岗位被创造出来，填补了薪酬分布的空缺。这些岗位很多来自IT、医疗和科学领域。

换句话说，中产阶级群体萎缩的幅度并不如这一群体自认为或自我感觉的那么大。经合组织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情况并非只出现在英国。近年来，经合组织国家中自认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下降，降幅远远超过了收入趋势反映的水平。

将这些统计数据甩到人们面前，并让大家振作起来并非正确的应对政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之前已经尝试过这种方法。这种做法永远不会奏效，而且，它根本也没有切中要害。正确的做法是，要努力弄清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是中产的原因。

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很多富裕国家的平均薪酬增幅不大，如果说还有增长的话。但收入顶端人群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过去三十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房价增长平均而言比收入中值增长快三分之一以上。另外，在英国等国家，可能仍不乏中等薪酬的岗位，但这些岗位不是全都像过去那么有保障了。

另一个原因是对未来的看法。与特克尔上世纪70年代采访过的上一代不同，现在这一代开始担心，他们子女的未来不会比自己目前的处境更好。这一点让人难以接受。正如特克尔采访过的那位心情郁闷的钢铁工人所言：“我期望我的孩子成为一个势利的精英。如果你不能提升自己，就提升你的后代。否则，生活就毫无意义。”

我们应该努力找回的，并不是那些从事重复性劳动的岗位。“中产阶级”与这些岗位没有必然的联系。“中产阶级”一词的特殊意义在于家庭、保障和盼头。这些是我们一路走来丢失了的、最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