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联储承担全球责任，不能寄希望于美国的恩赐或良心发现，而只能更多靠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竞争带来的“用脚投票”的压力，让美国重新认识到世界各国的“授权”对其货币成为全球主要货币之合法性的重大意义，从而愿意采取对外部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冯维江

年底年初，美国亚特兰大联储主席洛克哈特等官员陆续表态，预计2017年美联储将循序渐进加息，全年可能加息2~3次。

一直以来，美联储维持长期低利率也好，启动加息进程也好，瞄准的都是国内经济形势，特别是就业和通货膨胀的变化。维持低利率是为了促进美国国内 的投资消费、拉动就业；加息是担心国内经济复苏伴随通货膨胀快速上升或产生大量资产泡沫，冲击并不稳固的复苏。至于其他国家会否受到不良影响，一般不在美 联储考虑之列。

上世纪60年代，时任法国财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就曾对美元的“过度特权”提出批评，对此，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著名回答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和贸易投资计价结算货币，美联储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央行，在行使其权力时，理所应当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风险，而不是只考虑美国经济和自身利益。

但在美国看来，诚然，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流动性和资本动向有着重大影响，因此，美元的流动性应当保持在合理而稳定的水平，但“合理而稳定”只 能是美国自己的标准。因为，美元权力的取得并非来自世界各国的授权，而是来自对历史上占据绝对优势的美国霸权影响的继承，以及国际货币网络外部性效应带来 的市场秩序自发的扩展与认同。换言之，权力的合法性既然不来自于世界各国，也就无所谓承担与之匹配的全球责任。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美联储可以完全不顾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当世界处于全球化与美国经济发展趋势一致的阶段时，这种相互依赖性对美国政策的“肆无忌惮”是一种有效的限制。

在康纳利直言美元是“别国问题”的1960年代，美国每年对外贸易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不到10%，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指标已经超 过20%，2011年至2014年更是超过了30%。在此背景之下，如果世界经济哀鸿遍野，美国国内的经济与就业也难以独善其身。

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地提出了溢回效应（spill back），用以描述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受到美国等系统重要性国家货币政策影响未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全面提振，可能通过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全球 金融体系等渠道对美国等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据以警示美国在货币政策上应更加谨慎和考虑外部影响，从而对国际政策协调采取更加主动的态度。

IMF提出溢回效应时，主要是考虑到美国当时采取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向世界经济体系“开闸放水”，担心由此催生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增加其 经济体系的脆弱性。现在美联储进入加息进程，作为前述过程相反的“抽水”逆向动作，操作失序同样可能造成全球经济的混乱。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之前大量涌入美 元资本的市场来说，其带来的资本外逃、本币贬值等负面冲击乃至硬着陆的危害性甚至更大。

更加危险的是，美国未来的决策者似乎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与美国经济相背离的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言论，反映了全球化与美国分道扬镳的迹象。

美国并非个例。欧洲右翼势力开始抬头，美欧日等经济体纷纷违背WTO规则和与中国达成的入世协议，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违背承诺坚 持在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中继续采取第三方替代国价格，这也标志着它们正在开始背弃西方国家曾长期坚持的理念、主张和世界秩序。

如果美国把自己塑造为上一轮全球化主要的绝对或相对受损者，那么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对美国或美联储货币政策实质上“承担”全球 责任的基础，将趋于瓦解甚至不复存在。若果如此，则美国不会认为其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效应会有效溢回并从根本上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因此会更加不顾其政策对 别国的冲击。

基于相互依赖形成的制约或责任机制面临效力下降乃至失效的前景。让美联储承担全球责任，不能寄希望于美国的恩赐或良心发现，而只能更多靠主要国 际储备货币之间的竞争带来的“用脚投票”的压力，让美国重新认识到世界各国的“授权”对其货币成为全球主要货币之合法性的重大意义，从而愿意采取对外部负 责任的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自身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正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