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政治“民粹主义”的兴起促使宏观经济学家们反思应该如何对待导致这股新政治浪潮的基本原因——通常认为是全球化和技术。对这些重大问题 （尤其是全球化）合适政策回应的共识似乎正在发生极大变化，而且正如加文•克利(Gavin Kelly)很有说服力地辩称的那样，或许早该如此。

除 非经济学家们能够对这些革命性变化找出理性回应方式，否则政界就会失去耐心，让问题完全失控，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遗憾的是，尽管问题的本质日渐清晰，但 要找出经济上合理、政治上也可行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不成熟的（见丹尼•莱比锡(Danny Leipziger)）。

不久以前，经济学家对全球化的主流态度还是直接明了的。他们坚信自由贸易可以提高生产率和整体经济福祉，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新兴经济体。

因此，人们认为，应该尽快废除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壁垒，无论它们存在于哪里。尽管人们认识到，发达世界中可能会有自由贸易的输家，但他们认为这些输家很少，而且是暂时的，相比之下，受益者有许多，而且是永久性的。

2016 年的政治动荡促使经济学家们进行反思。如今称做“民粹主义”的东西的最终形态我们仍未完全清楚。它似乎不能轻易归入传统的左右翼或者自由/保守主义范畴。 这就是很难对这场政治革命的两个最明显受益者——特里萨•梅(Theresa May)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进行归类的原因。

然而，这里的确有一个统一的主题，那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伴随着对国际主义或全球化的支持大幅下降。既然发达经济体的“精英们”被视为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那么就会出现反精英主义以及拒绝“专家”建议。后者可能轻易地发展为反理性主义，长期而言这当然是灾难性的。

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些风险，新的共识开始浮现。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整体而言对社会有利，这种绝对信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但现在人们更广泛地接受了一点：与人们以前所以为的相比，这些改变导致的输家数量可能更多、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在政治上更自信。

新的共识认为，只有输家获得赢家所给予的补偿，全球化的益处才可以得到维护和扩大。否则，一些对全球化过程的政治抵制将会压垮受益者，即便后者依然占多数。

尽 管补偿原则似乎足够清晰，但如何补偿要复杂得多。正如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所言，“锈带”需要帮助，但如何帮助尚不清楚。同样还不清楚的是，人们是否会形成一种政治或经济共识，支持采取一些有可能采取的最明 显举措，至少其力度能够带来可以察觉的改变。

全球化的主要赢家可以分为两类：新兴世界的低技能劳动力以及发达经济体中的较高收入阶层。主要 输家是发达世界的产业工人（马克•卡尼(Mark Carney)就该话题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可想而知，这个问题最直接的“解决方案”是采取措施扭转收入分配的这些变化，或者是在全球范围内，或者是在 发达世界内部。

这就是为何当选总统特朗普对来自墨西哥和中国的进口商品提出保护主义动议的原因，它们显然是对美国制造业部门最重要的威胁。遗憾的是，对这两个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可能让生产转移至其他新兴经济体，而不是美国工业地区。

此外，更全面地限制所有制造产品进入美国将会让美国消费者面临价格上涨的局面，导致国内生产中断，因为关键进口部件稀缺，从而加剧本就严重的生产力 危机。它还会导致新兴经济体中的工人们收入减少，按全球标准来看他们仍然工资微薄。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不应获得广泛赞同，但它发生的风险越来越高。

将收入从那些发达经济体内的受益人（主要是处于收入分配高端区间的人）转移出来、补偿输家怎么样？这种做法可能被视为尊重自然公正原则，因为它将逆转自由贸易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横财”再分配。

然而，这种类型的一般再分配会遇到的常见困难，这里也不例外。它很难将那些全球化输家和那些碰巧因其他原因（包括自我选择造成的）生活艰难的人区分开。它会破坏促使人们冒险和推动扩张的经济激励。

这种为失败提供补偿的原则已经通过税收和福利体系进行，而且可以说，它已经提供了过去被社会视为理想的社会保障网。与过去其他经济冲击（比如衰退以及对特定类型的生产需求变少）下提供的补偿相比，这种新的失败来源值得提供新的更多补偿吗？

这 个问题的答案是，全球化输家往往集中于特定地区，比如美国锈带地区和英格兰北部。那些地区的人尤其难以东山再起。这将支持地区转移的观点，从美国沿海各州 和英国伦敦等更为成功的地区转移给艰难地区。人们在过去尝试了这些想法，并未取得巨大成功，甚至在大规模实施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对东德 的转移（见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这是让人们知难而退吗？并非如此，但它的确警告了我们今后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及给受影响地区制造虚幻希望的危险（特朗普在竞选时完全忽视了这些风险）。

当 然现在也有了一些进展。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呼吁“负责任的民族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杰出的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列出了长长的合适政策措施清单，包括为失业者提供再培训项目和地区基础设施支出等等。

但是，尽管他呼吁推行帮助人们获得 新工作的“蹦床”政策、而非“社保”政策，但对奥巴马风格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些干预举措相当熟悉。与此同时，美国共和党人和英国保守党人似乎决定走上一 条截然不同的路。自由主义的经济解决方案尽管对IMF颇具吸引力，但是不适合一群掌权的政客。

如果我们回想12个月前，那个时候没有人预料到英国会退欧、唐纳德•特朗普会赢得美国大选。政治快速变化，经济需要跟进。如何补偿全球化输家将是2017年宏观层面的大问题。

——————————————————————————————————

备注

通常预计“民粹主义”起义不会导致企业税率迅速大幅下调，这是英国退欧和特朗普主义初期的最明显的后果。这种令人意外的发展表明投资者预测“民粹主义”带来的政策变化是多么困难。

唐纳德•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特朗普之所以赢得大选，是因为它吸引了锈带州的超大支持，而希拉里获得了多数大众选票。这是由来已久的选举原则的完美例子，表明一些大的失败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比许多小胜的影响大得多。

莫里斯•奥布斯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再培训、教育、基础设施、健康投资、改善住房条件、降低新企业进入壁垒、为失业工人提供部分薪资保险、劳动所得税额抵减以及国际协作打击避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