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我拜访了英格兰东北海岸格里姆斯比的一家冷冻食品厂。这家由当时隶属联合利华(Unilever)旗下的Birds Eye Wall’s运营的工厂,当时刚刚因劳资关系和谐得到了奖赏。
该工厂的工人们当时同意以工作裁减、组队工作、再培训和提高生产率,换取涨薪。Birds Eye在默西塞德郡柯比市的雇员拒绝了同样的挑战,他们的工厂被关闭。
格里姆斯比工厂并未幸免多久。联合利华最终宣布,该工厂规模太小、效率太低,在2005年将其关闭;遭废弃的工厂后来失了火。
联合利华接着将Birds Eye出售给了私人股本集团Permira,后来Permira将Birds Eye与其他欧洲冷冻食品企业合并了起来。
今年6月格里姆斯比以位居全国前列的高得票比例支持英国退出欧盟时,以及不久前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时,我都想到了那座废弃的工厂。自1989年以来,随着贸易和移民壁垒放松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该工厂的经历在许多地方重演。
其 中包括宾夕法尼亚西部那些曾经的钢铁城镇,那些城镇没有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拿匹兹堡以东的坎布里亚县来说,这里曾有一家制造铁路车厢的伯利恒钢铁(Bethlehem Steel)工厂。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逾1.2万人在这里工作,但到2007年关闭的时候,该厂仅剩下390人。
投票支持希拉里的匹兹堡 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表明一个国际大都市如何能从制造业的衰败中复苏。钢铁制造业被聚集在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周围的医疗和其他服务行业取代。但宾夕法尼亚的小城镇仍在承受伤痛,特朗普轻松地拿下了坎布里亚县。
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们动机各异,从敌视移民、对薪资停滞不满到拒绝社会自由主义。大多数人并不穷:绝大多数年收入不足5万美元的人都支持希拉里。
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怨恨以及其他人对英国退欧的热情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起源于工厂,尤其是约翰斯敦和格里姆斯比等地方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制造业工厂。他们的怨恨反映的不仅是工作的失去,还有手段的失去:中层雇员曾经拥有能够掌控自己职业生活的手段。
他们曾经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在那个许多工厂建立了工会,并且生产很难转移到其他地区的时代,公司更难迫使他们改变工作方式。当一道道墙倒塌,资本变得更有力量、更机动灵活,就总是不缺现成的替代选择了。
那两个工厂的经历非常典型:管理者对技能有限或过时的工人要求得越来越严格,同时威胁要把工厂迁往一个全新厂址或世界另一边。如果他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私人股本就有可能介入,对工厂实施重组。
世界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机动性是威胁,另一派则认为是机遇。Birds Eye现在隶属Nomad Foods Europe旗下。Nomad Foods Europe的高管是国籍各异、辗转世界的国际精英,在从雅典到休斯顿等不同地方工作过。
没有念过商学院或接受过全球供应链管理方面训练的人们经历了一个较困难的时期,失去了工作,福利减少。他们的损失导致社区分裂,让他们容易接受特朗普宣扬的社会保守主义和经济复苏的极端信条。
特朗普的标志性计划,即雇佣美国人在南部边境建造高墙并让墨西哥买单,是个有许多漏洞的计划,但它有着极具冲击力的象征意义。对那些经历过相反事情(即,美国消费者为墨西哥的工作和设施买单)的人来说,这就是正义。
大多数经济学家会说,通过建起高墙和取消国际贸易协议来“夺回控制权”将事与愿违。这种做法不会让钢铁制造业回到宾夕法尼亚,也不会让食品加工业回到格里姆斯比。特朗普善于作秀,但他不是魔术师。
但他传达出的部分信息是明智的,企业忽视这一点将是愚蠢的。在过去30年里,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极大地造福了消费者和低收入经济中的民众。这种流动带给富裕经济体中非精英工人的好处则较少,而且削弱了他们的安全感。
建起高墙是一个糟糕的想法,但让资本更有效地服务于那些被遗弃地区的人们是个好主意。重要的是,要保证经济上失去话语权的人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投票反对自由主义。
渴望企业为当地居民创造体面工作不是本土保护主义或者偏见——在匹兹堡、伦敦或纽约,这一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这些城市同时还享受了移民带来的好处。实现这一愿望是企业成立的目的,在急匆匆奔向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个目的却丢失了。
棘手的问题当然是企业和社区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的是设计明智的规则和激励措施来创造和留住生产性工作,而不是建起高墙。但危险的是,许多雇主不再将这视为自己的责任。在雇主们认识到这是他们的责任之前,预计还会有更多特朗普式人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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