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诞生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分散和个体实践，到以企业为组织单元的集约和高效运作，企业实现的是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的市场交易成本内部化。以此为基础，社会企业的 概念最早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后来在欧洲、亚洲和美国发展开来。各种文化和社会形态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差异很大，有的将社会企业定义为慈善机构，有 的则严格恪守“用贸易的形式进行慈善”的原则，有的则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等同于社会企业的意涵。以美国为例，社会企业已经在含糊的定义下，发展出各种形 态，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影响力评估机制和比较完善的协调辅助机制。

在美国的 语境下，社会企业首先是一家企业，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营，以创新为发展动力，以提供某一特定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为企业目的，并重视与政府和社会各方 的合作。一家社会企业可以是营利性组织，也可以是非营利机构，这并不妨碍社会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本质属性。

社会企业诞生的 根本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本来源则是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缺失。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全权包揽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公共物品缺失的领域，社会企业就有了很大的作为空间，这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医疗、社会救济、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在政府力所不及 或者不方便涉足的领域或社群里，目标明确的社会企业就有了生长了空间。

有了明确的指向之后，则是制定战略框架。社会企业通常需要准确地理清 自己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是什么，如何融资，以何种模式运作，以及如何与合作伙伴建立同盟。既然是企业，自然采用的是企业的发展路径。在设计商业 模式的时候，也自然十分重视消费者群体、消费者关系、产品（服务）渠道、收入流、价值定位、关键行动、重要资源、主要合作伙伴和成本结构等。将这九个要素 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张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画布”，在审慎理清这些要素之后，可以说社会企业就有了骨架，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完善每一个要素的内容。

最 近，我和来自全球二十个国家的社会企业家和创新青年领袖一起来到美国参加为期三周的主题为社会企业和创新精神的考察项目，其间访问了位于华盛顿、密歇根 州、波特兰和盐湖城等地的多家孵化器、社会企业、政府机构和社会企业基金等，对美国的社会企业有了新的认识，别开生面，也受到很大启发。

以 华盛顿特区的DC中央厨房（DC　Central　Kitchen）为例，这家由极具领袖魅力的Robert　Egger先生于25年前创办的社会企业， 旨在通过回收餐饮业剩余的食材，通过雇佣弱势群体并提供烹饪课程的方式，为社区庇护所和社区学校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物美价廉的一日三餐。这家社会企业认 识到华盛顿特区无家可归群体和难就业群体的生活艰辛，决定通过烹饪课程培训项目为流浪人员提供食物，同时解决了难就业群体的工作问题，后来随着企业扩张， 他们的饮食也被当地社区学校和服务机构采购。他们的经费主要是销售食物的收入、一些基金会和个人的捐款，以及一些企业的赞助。而他们的运作模式则是十足的 单一机构下多种商业模式和慈善倡议的融合。通过与华盛顿特区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当地农场、烹饪培训机构，以及志愿者形成合作联盟，DC中央厨房已经成为 美国最成功的社会企业之一，也成了社会企业的著名案例。

与之类似的成功案例还有专注于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Roca机构，致力于帮助农民在 更大的市场销售农产品的小额信贷公司 Root　Capital公司，通过火炉发电解决偏远地区照明和做饭问题的科技初创企业BioLite，专门雇佣自闭症患者以消除歧视并非他们提供就业机 会的洗车公司Rising　Tide　Car　Wash等等。这些企业有的已经过了创业初期，有的已经成功实现盈利和再投资，有的则已经成为社会事业资本青睐有加的对象。

与 商业活动不同的是，社会企业实际是全球公民行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越来越多的资本意识到社会企业并不是传统的慈善，而是对社会进步进行投资，对个人生活质量 和幸福进行投资。这不仅是有意义的工作，更是有丰厚回报的事业。以美国现在活跃在社会企业中的各个群体为例，社会企业的产业链已经包括风险慈善家、天使投 资人、社会影响力投资人，和社会企业促进器（类似于社会企业战略咨询服务）。这些参与者在一个相对健全的系统下，完全做到“在商言商”，对他们感兴趣的社 会问题领域、回报率高和影响力的社会企业进行投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投资人和机构已经成为十分专注于社会企业的影响力的机构，他们对投资与否的最重要参 考指标是社会影响力，这是接近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事实上，很多这类社会影响力资本公司本身就是一些大公司旗下的专注社会事业的子公司或者投资分支。

在 华盛顿西北威斯康辛大道上的一栋现代感十足的写字楼里，Calvert基金会正是这样一家致力于吸引个人投资者投资社会企业和公益的基金。创立二十年来， 已经吸引了超过一万五千多个投资者，累积融资超过十亿美元，对全球各地的各个领域的社会企业进行投资。这在一个仍然不肯废除“非法集资罪”而用商业欺诈代 替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而这种投资显然比国内泛滥的各种工程项目投资更有道义担当和前瞻性。

比较中美在社会企业、公益事业方面的差异，所有技术性的细节都在体制性的背景下变得微不足道。从创新的角度看，美国大多数社会企业的创 新体现在将商业规则灵活运用到原本严格限定为非盈利机构或者慈善组织的活动中，而中国并不缺乏这种实践，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龙水头村开展小额信贷为 例，其贷款周期、还款方式的创新与格莱珉穷人银行的思路异曲同工，二者都是用基金方式为无法获得信用的穷人提供生产资本的社会企业形式。从政府和企业的合 作角度来看，美国的社会企业无一例外都十分重视与政府部门的合作，而这种合作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换一个角度说，政府部门没有做好的事终于有企业接 手来做，本来就是两全其美。而在国内，且不说很多重要的公共物品长期处于缺乏的状态，政府的倨傲或不屑也大大制约了本来就难以为继的社会企业继续发展的潜 力。

与慈善事业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同，社会企业具有内生的可持续性，其作为企业的本质决定了它们对利润和成本的考量，与此同时又能与商业世界的资本和企业无缝对接，与政府和民间组织形成合作关系，这样的社会事业形式或许才是非公民社会语境下由民间提供公共物品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