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在全球化3.0时期蓬勃发展,主要承担了产业与技术转移的功能。在冷战时期,马歇尔计划是最具代表性的直接投资和支援计划,有美国地缘布局的因素。其后的产业转移则更多是微观企业基于区位理论选择的结果,其背后的驱动有市场、成本、资源等要素。全球规模的再分工和其背后的规模效应使得特定产业在各区域集聚,直接投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存量来看,全球直接投资有明显的导向性和区域集中的特征。截至2013年底,全球27.9万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中,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内部就占了10万亿,其实其中很多欧元区和欧盟国家间的直接投资可以理解为经济体“内部”的投资;而柏林墙倒塌后,西欧也对部分东欧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资。除此之外,中北美和欧洲这两个相对发达区域之间的投资规模也较大,存量规模为5.1万亿。再次,东亚是各区域中对外部直接投资吸收较高的区域,但3.9万亿存量规模中仍然有1.8万亿来自内部,主要来自日本产业对亚洲四小龙的转移,以及之后亚洲发达经济体产业向中国的转移。
从趋势上看,1990年以来,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直接投资方面的重要性稳步提高,其流入规模2013年全球占比已达到53.6%,流出规模占比32.2%,存量占比达到33.3%。驱动未来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变动的主要因素依然是全球分工布局和相关投资协议的加强:一方面,一些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进一步从先发新兴经济体向后发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国家转移;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新一代TTIP和TISA等投资贸易协定,将强化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投资自由化程度。
随着中国作为生产型经济体规模的扩张,对海外资源的需求不断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在过去几年的增速显著快于外商直接投资,预计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ODI)的规模将超越外国直接投资(FDI)。以海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例,中国主要的工程输出集中在地缘亲近的亚洲和资源丰富、开发不足且风险较高的非洲。
从存量来看,基于自身对资源的需要,以往中国的海外投资多集中于能源领域,在2005年至2014年6月之间,以所有1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为统计样本,中国总的ODI投资额是8700亿美元,其中能源投资达到3960亿美元,占比达到45.5%;对金属与矿产资源的投资为1240亿美元,占比14.2%。
新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快速提升,除了输出资本换取资源外,还有以“一带一路”为平台进行的“基建稳增长”和“产能换安全”战略。因此在直接投资领域,随着中国以资源安全与地缘拓展为主线的对外承包工程、产能和资本输出蓬勃发展,ODI的规模终将超过FDI,中国也将从直接投资净输入国变为输出国。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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