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简称VC)大概是20世纪人类最好的发明之一，苹果、Facebook、腾讯、特斯拉、Uber等等伟大公司背后，都离不开风险投资推动和助力。VC，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光鲜亮丽、富得流油的行业，同时，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像徐小平等转变成了VC，也加强了行业的光芒和色彩。很多大型企业类似BAT设立了专门的VC投资部门，甚至连很多山西煤老板也拿钱做VC。但是VC的真相真是这样吗?

VC的两极分化的现实状况

现代风险投资开端于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第一个创造“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词汇的英国人惠特尼(J.H.Whitey) 一生中股权投资了350家公司，获得巨大的财务收益。

一般人印象中的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机构的投资人，画风都应该是这样的：

住豪宅，出差五星级酒店，放假了就去大溪地、马尔代夫这些地方旅行。和各种创业者谈着上百万至几千万的投资，收入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其实这些确实存在，但只属于VC领域“绝对金字塔尖”的5%人群，而其他95%的风险投资从业者生活是这样的：

每天见3个以上的项目，劳累无比，攒着小几十万的薪水，期盼遥遥无期的Carry(投资分成)能多分点(一般也就小几百万)。决定着着千万级别的投资，看着身边屌丝创业者纷纷逆袭成千万富翁，自己却攒不出一套房钱，心理极度失衡……

如果评选同“贫富差距最大的行业”，那么VC业绝对是榜上有名。一位上市公司投资总监曾吐槽说：“外界有个错误的印象，VC从业者都有几千万资本，其实投资总监级别也就30-40万年薪，而投资分成(Carry)本来就遥遥无期，还要遭到一层一层‘论资排辈’的盘剥，做五年存不了北京一套房首付的大有人在。但在食物链顶端，LP和大GP吞噬着几千万上亿的资金。“

“VC食物链”有多残酷?

导致VC行业极度“贫富分化”的“VC食物链”有多残酷?从近年来动荡不堪的VC乱局就可以窥出一二，老牌基金如红杉、IDG等都面临着剧烈的人事变动，红杉的“少帅”张帆出走，原红杉副总裁曹毅创办源码资本;IDG的张震、高翔、岳斌出走，成立高榕资本，甚至是IDG的“新锐王牌”合伙人李丰也带走IDG一半早期投资团队，创立创新型基金Frees。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各支基金的“投手”们纷纷出走，基本可以用马云说离职人的两个原因概括——“钱没给够，心受委屈了”。

以IDG合伙人李丰为例，互联网史记《沸腾十五年》作者，天使投资人林军就说，李丰的出走是IDG内部“论资排辈”的一种必然，后期从华兴进入的IDG的合伙人李丰——“此合伙人非彼合伙人，实际权益和长老们差距还是巨大的。”且账目回报要到套现之时也非常久远(3~5年)，一个堂堂IDG新锐合伙人李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投资经理以及投资总监们的悲催。

VC机构的运作机制和大多数“基金管理机构”并无二致——主要的资金都是募集来的。VC机构，出钱的金主叫LP(Limited Partners)——有限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主要人员叫GP(General Partners)——管理合伙人。

按照传统(中美都一样)，因为出钱就是大爷，LP会分走基金总体收益的80%，GP及他们带领基金团队分走20%，这20%中还包含着基金整体规模2%的管理费用。

让我们来算一笔账，一个中等规模的早期风投人民币基金约2个亿，那么他在很长时间内能支付的运营费用是400万人民币(2亿*2%=400万)。那么如果平均价格400万一个案子，2亿他们要投50个案子才能把钱全部花出去，50个案子至少要在一千个项目中筛选，花费一年半的时间，除了一或两个合伙人，起码要配置一个投资总监(年薪约40万)，三四个投资经理(年薪约25万)，才能完成工作量。加上税费和律师费，400万的日子真是紧巴巴，加薪就不要想了……3~5年内就获得可观现金回报几率少的可怜——能碰到3年长到“独角兽”(10亿美金)级别，有出售或上市价值的公司，全中国也没有几家机构能做到。

而且不到一定价值的“出售”，早期投资者回报根本得不到保障，因为清算是从最后轮开始的，先C轮的，后B轮的，最后才算到天使的利益，就算账面上说是5倍回报，能拿回本金就不错了，所以彼得泰尔，才会在《从0到1》中不停的强调要All in“独角兽”，“普遍撒网”根本不适合风险投资。

那两亿投完，还有几年不是断粮了吗?不用担心，这个时候他们(GP)就开始招募下轮资金，才能用管理费(2%)继续养活团队，支撑到现金回报的许多年后，但是如果你只是VC食物链底端(投资总监、投资经理)，那么拿收益分成(Carry)基本就不要想了。

这么说来，基金食物链底端的小白们永无出头之日了?其实还是有的，①要么像李丰或“高榕三兄弟”那样自己出去拉大旗成为食物链顶端，熬到多年后现金回收的那一刻。②要么就是机构允许你跟投自己负责的项目，投资经理或总监可以用几十万去跟投自己看好的机构决定投资的项目。例如天图资本、黑马基金等投资机构都允许投资经理跟投，而天图一位我认识的小伙伴也从一个项目中获得2000万的现金回报，现实了“逆袭”。但要投资经理们花费自己存款的1/3或1/2，去跟投一个创业项目，这个风险也确实太大。

变革——创新基金与新型模式

因为“VC食物链”的存在，VC自身是缺乏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的。而VC改革现在主要有两拨力量在推动——“创新基金”和“新型模式”。

李丰就是典型的“创新基金”改革，他吃够了“论资排辈”以及大LP的苦头，他希望改革“LP为王”的传统基金方式，以及给基金更多的收益分配空间，用业绩去撬动收益分配，而不是“论资排辈”。

李丰的改革主要有两个重点：

一、改变收益规则。

李丰的FreeS基金，设计了一套 “管理费对赌条款”，只有所投项目获得 3 倍以上的回报时，FreeS 才会收取 2%的管理费用。

而项目若获得 5 倍以上回报，FreeS 基金对于 Carry(收益分配，传统惯例为20%) 的要求会增长到 30%。并且，Carry明确规定了分配规则——若外部人员推荐项目成功投资后，将获得该项目的 5Êrry，投资执行团队获得剩下 5%;若内部人员(包括 LP、已投企业、管理团队)推荐项目成功投资后，将获得该项目 8Êrry，执行团队获得 2%。

二、降低 LP 门槛，改革投委会

传统 VC 对于 LP 都有较高的资金门槛，有些甚至是要拥有一定的身份名望和资源，而在 FreeS 基金这里，这套成规也被打破。资本只要在 100 万人民币以上，都有机会成为 FreeS 基金的 LP(上限 200 人)，这就使 LP 的准入门槛被大大降低。

而对于投委会的改革，FreeS 基金让所有一年以上的投资团队成员都享有投票权，并设立了透明的投票规则和决策机制，让投资经理也可以参与到公司投资决策中。这样的投票 + 分成形式，毫无疑问会调动起中低层投资经理的积极性，并且让好项目更容易被投中。

FreeS的改革仍然是内部机制改革，而NewBee VC则是在模式上向所有投资机构投资人开放募资的“新型互联网基金”——任何机构的投资人都可以通过NewBeeVC募资，“筹码”不多的投资经理和总监们，可以在上面募到足够的跟投资金。NewBeeVC的模式成功也将颠覆VC行业的分配制度。

NewBee负责人描述说：“其实很多人都想和基金的明星投手一起投项目，例如投出陌陌的经纬王华东。同时，基金经理或总监这种级别拿自己的几十万至百万跟投项目比较吃力，风险也太过集中。NewBeeVC设置了这样一个通路，让机构投资人可以在上面拿到无风险的资金去跟投，之后共享出一部分收益就行“NewBee VC，采用2/8收益分配原则，即机构投资人不承担跟投失败的风险，项目成功后享受跟投回报的20%，出让80%的收益即可。

虽然利益分配体系仍然在调整，但是其预热第一天就有近百个机构投资人申请入驻——看来跟投真的是VC产业不多的“上升通道”。

无论是“创新基金”或是“互联网基金”，都给已经老化的中国VC注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总之，VC这个行业最最核心的应该是“投资能力”，我们不应该把收益建立在“论资排辈”之上。

作为科技界最成功的硅谷创投公司及种子加速器——Y Combinator(YC)，孵化出了 Airbnb、Dropbox、OMGpop、Stripe等诸多明星级公司的投资机构的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谈到为何要开办这家机构是说：“现在的一切都太老了，我们需要创办一些吞噬未来的事情。”

作者 韦物主义(微信:weiwu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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