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集团是如何产生的？它的结构源自何处？为什么它的结构决定了投资策略，或是相反？在基金的丛林中出现分叉路口时，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条人迹罕至的路？我猜想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与理想主义、想象力、机遇、挫折和纯粹的运气有关。但我确信，先锋集团之所以被称为是企业家精神的经典案例，创造喜悦是主要原因。

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成功、繁荣的美国经济，主要来自于企业家们的想象力和能量。在约瑟夫·A·熊彼特1911年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意识到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确实，作为经济蓬勃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企业家精神最近几年已经席卷全球。毫不夸张地说，承接新旧世纪的20世纪90年代是“企业家的时代”。

但是，这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30年前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会从在传统企业的一个可信忠诚的传统职业转变成一个企业家的角色。在那时，许多人都认为企业家精神已经不复存在。

我遇到的一位真正的企业家

我认为我踏上创业的历程，部分是因为工作的需要，部分是因为个人冲动，部分是因为机遇，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导师沃尔特·Ｌ·摩根的指引。摩根先生确实是一位企业家。他敏锐地觉察到，尽管购买个股在当时很流行，但对投资者而言，最适当的方法并不是去购买个股，而是去购买由专业投资经理所管理的分散化了的股票、债券投资组合。投资者需要的是多元化、组合监管和投资便利，而不是复杂化。我导师的投资智慧和营销直觉使他坚信，共同基金将是一个绝佳的商业机会。1928年当他31岁时，这位共同基金的先驱者，创立了惠灵顿基金。

在摩根先生毕业27年之后的1947年，我也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学生。1949年12月，在《财富》杂志上无意中发现了题为《在波士顿赚大钱》的文章，从此我便知道有共同基金业的存在。当我读到“共同基金可能看上去变化非常小”，但构成了一个“快速扩张而稍有争议、可能对美国经济有重大潜在意义的行业”时，我立马意识到已经找到了论文的题目。经过一年多的认真研究，我完成了论文，并发送给几位业界领袖。其中有一位便是摩根先生。他很喜欢我的作品，1951年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在惠灵顿工作。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很少有年轻人投身投资领域，更少有人进入到规模很小的共同基金业。在1951年，当我加盟到管理着惠灵顿基金的惠灵顿管理公司时，它还只是个小公司。我进步很快，在不到十年时间，就成为沃尔特·Ｌ·摩根的继承人。公司陷入困境之中，为了解决投资管理的问题，摩根先生就叫我“放手去干”。我意识到一个大好的机会摆在了我的面前。

一次合并，一次被炒，一个想法

当时刚愎自用、冲动且幼稚的我，发现合并波士顿的一家企业能有助于解决公司的困境。于是我们与他们公司于1966年合并。可惜，尽管早期很光鲜，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合并后的公司在前五年运转顺利，但是我太过机会主义地找到的新合伙人是激进的投资管理者，他们让基金持有人大失所望。首先，在1972年股市持续上涨时，我们的基金就落后于市场；随后，在市场灾难性地缩水50%之时，它们又领跌市场。毫不意外，我和我的合伙人失和了。

在公司中，对手的投票权高于我，因此，他们把我从我所认为的“我的”公司中解雇了。我的企业家精神的首次实践——公司合并以失败而告终。我的失败并不在于我被炒鱿鱼，而是在于我从一开始就踏上了积极投资的投机浪潮。

我的前任合伙人胜利之后，他们打算将整个惠灵顿管理公司迁至波士顿。但我并不想让这发生。我想让惠灵顿基金留在费城，因为它是在这里创立、扎根的，它属于这里。我想到了一个如何阻止迁移的办法。我找到了第二次实践我企业家精神的机会。惠灵顿基金是由基金持有人和惠灵顿管理公司共同所有，主要是由我前任合伙人所控制。我的主意是在惠灵顿基金的管理结构上做一个微小的变动，期望改变原有管理结构，以共同基金的模式来经营一种新的事业。成功完成这一改变并不容易。我的想法就是如果共同基金业为基金持有人做得更好，它自身也将运行得更好。这个给投资者以公平待遇的简单概念将是新公司成立的基石。

但是，这个目标如何才能达成？还是简单化。当基金能够自我运营，并且还能够节省一小部分费用时，为什么我们的共同基金还需要外部公司来管理呢？这正是原来以及现在这个行业的做法，共同基金那时候将是真正共同治理的。这场斗争非常艰难，基金董事会几乎是一半支持，一半反对。但是最终，新的治理结构获胜了。

进步与阻碍

在新的结构下，我们需要成立新的公司，我也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公司名称。我突然碰到了这本书，《大英帝国的海军成就——1789到1817》。当我读到纳尔逊勋爵在他的旗舰先锋号的甲板上给全体船员宣布胜利消息时，我就立马知道我已经找到了公司的名字。刻有“先锋集团投资管理公司”的正式旗号，这艘新的旗舰于1974年9月26日开始航行。

当基金董事们只允许先锋负责基金的行政管理时，我的想法受到了阻碍。这只是共同基金运营中三个方面内容之一。当1975年5月我们开始启航时，我仅有的28名全体船员只需要负责基金在操作、法律和财务上的事务。共同基金三角关系中最重要的两边——投资管理和基金发行，仍然在对手手中。

这种阻碍下，我根本就没有多少空间来发展我为新公司所设想的完整的共同治理组织。如果不能够掌握投资管理和基金发行活动，我们就不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针对投资管理不在先锋的授权之内这一事实，我在数月之后采取了一项措施，尽管在今天看来很容易理解，但在当时却史无前例。基于我在毕业论文中所确定的证据，我曾写道：共同基金“不应该主张能获得优于市场的平均表现。”在1975年9月，我向董事局建言，先锋将着手组建历史上第一只市场指数共同基金。

在1975年年底之前，我们就启动了指数基金。基于标准普尔500股票价格指数的第一指数投资信托，现在被命名为先锋500指数，它被取笑了很多年，直到整整10年之后才被首次模仿。然而，这只曾经被称作“博格的傻瓜”的指数基金，现在可能已是全球最大的基金。我在1975年向董事局坚决主张这只基金并不需要“投资管理”。有了这个“准管理”上的进步，我们已经跻身基金三角关系中的第二个方面——投资管理。

我们是如何最终进入到第三个方面——基金发行呢？正如我们新颖的公司结构和指数基金一样，对于这个看上去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设计了新颖的解决方案。我们消除了对分配的迫切需求。废除了惠灵顿的经纪人网络，不再依赖于销售商来销售基金份额，而是依靠买方市场来购买它们。在1977年2月，又一场分裂战后，我们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一夜之间，我们从传统的“经纪商—交易商”销售系统转变为无销售费用、无营销负担的系统。

超低的运营费用已经成为我们的标志，这使得我们无需销售佣金就可以获得基金份额，这是我们共同治理结构和成本法则的联合产物。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及时的一步。用了许多年时间，才让投资界认识到我们新的结构和在此结构下的共同基金的内在价值。但投资者终于来了，而且数以百万计地蜂拥而至。

然而，通过不懈努力而建立的结构仍然如同建立在沙子上一样并不牢靠。1977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只给我们颁发了一个临时牌照，只允许我们采取部分关键的、史无前例的改革措施，以使先锋成为一个完整的共同基金公司。在1978年，我们忍受了一个长达两周的监管听证会，然后就是浩如山海的文档和法律争辩。在1980年，在我们使用临时牌照的第三年，证券交易委员会突然改变立场，规定我们不能够继续经营。我们当时惊呆了，因为我知道我们所做的是有益于基金持有人的事情，我们坚决提起上诉，并最终获胜。经过我们长达四年的斗争，证券交易委员会终于在1981年彻底改变了看法，最终通过了我们的计划。

熊彼特描述的企业家精神

先锋集团的简史能否说明我是一名合格的企业家，这留待你们来评判。但请允许我讲述一下耶鲁毕业生在他的论文中所提到的内容。论文基于熊彼特的如下观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具备的以下三个个人特征：“建立一个王国的梦想和意愿；攻克困难、获取成功和决心；创造以及锻炼自己能力和独创力的喜悦感。”耶鲁大学论文的这位年轻作者认为，我是一位符合熊彼特三条标准的企业家。当我向他坦诚“我并没有超凡的智力”时，他称赞我“有化模糊为清晰、化抽象为通俗的天赋，有为理想而不懈战斗的决心和能力。最优秀的企业家必然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论文中还补充到，我即使不是才华卓越，至少也有“认清楚明显事物的超凡能力”。老实说，我认为这句自相矛盾的话几乎是我职业生涯近乎完美的比喻。他称赞到，我的才能“来源于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自由宽松的教育，这促进了对基金业本质和背景的理解，也为投资界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将以我非常微薄的贡献来结束本章。自从1974年先锋集团成立以来，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最明显的是，我们的资产规模已经从起初的13亿美元增加到超过了4500亿美元。我们起初的员工只有28人，现在总人数规模超过8000人，几乎可以组建一支海军。我们为投资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的服务、忠诚度和投资业绩的声誉很好。梦想的确已经变成现实。

倘若企业家被定义为是将一个想法变成一个公司的领导者，那么我确实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对此我乐于承认。但是另一方面，倘若企业家被定义为他的想法最终能被主流所接受，那么我的创业成就就是失败的，因为我的想法并没有被基金业普遍模仿。在共同基金业，在高质量的股票和债券上的简单的长期投资的想法仍然只是个美好的期待，远未成为行业规则；指数基金对我们的同行而言，只是一项营销需要而并非是使命；高度自律的债券和货币市场投资组合很少被人接受；有益于投资者的低成本驱动力也明显缺失。成为先锋基金并不是代表了真正的领导力，其中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共同治理”的基金公司结构，但这一思想至今还未找到第一个追随者。我并没有坐等我“想象力的精华”自动实现。但是我还真的不如把它们锁在保险箱里。这些精华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也只有假以时日，才能知道它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希望你现在对先锋集团有足够的了解了。你也能够决定我是否真正是“一个标准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或者根本就算不上一位企业家。但是，先锋集团的创造者继续沉浸在创造的喜悦之中，仍然保留着创业精神和使命感。我们的使命未曾改变：为世界各地的基金持有人提供他们应得的公平待遇。（完）

（本文节选自约翰·博格所著的《共同基金常识》，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