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上热议“互联网+”，“+互联网”。越说越玄，越说越复杂，弄得大家都很困惑。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没进入互联网大潮也敢说话。

那些没有在中国互联网大潮中畅游的专家学者，跑到西方、跑到硅谷看了一眼，回来跟大家说：大事不好了，美国人现在已经在玩那些东西了，中国人见都没见过，想都想不出来。比如无人驾驶汽车、个性化定制的无人工厂，并说可以提高多少效率。

这让我们中国人很纠结。我们的战略刚刚确定下来，即“互联网+”，那我们还搞不搞云计算、大数据、工业4.0呢？

中西方互联网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专家学者说，“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没有对应的英文，你们得小心。言下之意，肯定不对。

加上资本市场以及各家媒体热炒互联网创业，一方面是大量烧钱，另一方面又是一夜暴富的新贵。人们真的很担心互联网泡沫再度破灭。道理很简单，烧掉这么多羊毛，猪肯定受不了。

我希望互联网是一件事情。只要是一件事情，别的事情都可以放下。只要现在有事干，别闲着就行了。

工业4.0、大数据、云计算，也不是那么容易搞的，先让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先干着吧。他们如果干成了，我们再把它移植过来，不晚。中国人很聪明，很多东西看一眼就懂了。在引进技术、设备、产品方面，中国人早就已经学会了。

我很久以前看过舒马赫写的一本书叫《小的是美好的》，他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过非常中肯的忠告，尤其提到不要去追高精尖的风。我这里指的是企业，而不是一个国家。有一个资本大腕儿，曾经亲口对我说：高科技是一个陷阱。

互联网与工业4.0，就像股市一样，要么多，要么空。究竟做多还是做空，你们自己考虑。

我看好互联网这件事儿。现如今，中国有几亿人口，拿着智能手机上网购物、上网聊天，傻子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虚拟世界，谁都知道这里面有大量的商机。

最关键的是，人们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手机已经成为人的一个器官了。互联网生存已经是一种现实了，几亿人口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已经朝向数字化生存的方向转变。

这种在“需求链”上大规模发生的事情，在西方绝不会出现。西方人不可能有“互联网思维”这种说法。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没有规模，哪有规模经济收益？中国则完全有可能，利用互联网规模效应，使现有的生产技术及其产能和效能充分发挥出来。

按照经济学“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供应链迟早会走上“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有了基于数字化生存的大数据，云计算和工业4.0才有可能真正落地。

西方的重点是“去人化”

我认为，大数据必须从需求链上的数字化生存开始。只有当大家利用互联网去购物、交流和社交、生活的时候，才会产生真正有利用价值的大数据，才会产生有经济价值的大数据，或可以被供应链所利用的大数据。可以断言，“需求链”上的数字化生存方式越广泛、越深入，由此持续产生的大数据才越有价值。

大数据首先应该定义为数字化生存方式中的数据，而且必须像中国这样，具有几亿依赖移动互联网生存人口的规模化的数据。

离开了“衣食住行”，那些跟生活有关的经济数据，供应链上的企业是不感兴趣的。就像我电脑中的那些图片文件，我都懒得去整理，甚至懒得去看一眼。

相比之下，西方能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互联网效应，还看不出来。所以他们没有“互联网思维”并不奇怪，西方人追逐短平快利益的念头，不会比我们差。我们有“互联网思维”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西方没有理所当然的互联网规模效应，没有基于互联网的大规模社会和经济效应，他们理所当然的要去提高自己的制造柔性，提高“去人化”程度。加上西方人的生活本来就优越且优雅。他们喜欢把工作当作娱乐，喜欢在海滩上晒太阳，喜欢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因此他们理所当然的需要工业4.0，提高智能化程度。

只要用IT技术连接上，构建1.0版的供求一体化关系体系，就有机会继续深化消费者或需求链上的数字化生存方式。可以想见，里面的生意、商机是做不完的。可以断言，里面的商机，一定是以指数方式增长。

警惕理论联系“国际”

眼下诸多关注实际问题的人，确实没有太多的学术素养。然而绝大多数有学术素养的人，都去理论联系“国际”了。很少有人去关注中国企业界和产业界的实践，并为他们提供理论化的概念体系。这不是实践工作者的过错，而是中国理论界的失职。杜拉克说过，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去解决。我想其中应该包括，为企业建立“有关中国事情的理论”。

中国的饱学之士能不能学学费孝通和张五常，深入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去倾听老百姓的心声，深入到中国实践中去，总结一套指导中国人实践的理论呢？在此基础上，把目前似是而非的概念或名词统一起来，赋予它确定的内涵，即所谓定义。改变目前随意命名的现状。

中国自古至今，都没有习惯于建立有关做事情的理论及其概念体系。因此，这项学术工作变得更为艰难、也更为紧迫。有良知和良心的学者，是不会看着企业在激流中摸着石头过河的。

作者，包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管理智慧首席理论架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