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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时任瑞典财政大臣约翰 格里彭斯泰特(Johan Gripenstedt)明白了一些道理——和其他欧洲人一样，现在的瑞典人有忘记这些道理的危险。格里彭斯泰特意识到，通过开放经济，为贸易打开大门， 他可以让瑞典对企业家更加友好——而在短短几代人时间里，这个决定让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我们的祖先就跻身于抓住那个机遇发达起来的瑞典人行列。1947年，其中一位名叫埃尔林 佩尔松(Erling Persson)的人在瑞典中部的韦斯特罗斯开了一家女装商店，这就是后来的H&M，它在59个国家的3600家门店销售世界各地生产的商品。一 个世纪前，阿克塞尔 约翰逊(Axel Johnson)开设了自己的首家贸易公司，出口瑞典钢铁，进口英国煤炭，他的后人在此基础上打造了横跨欧美的业务。

贸易就像是一台机器，它可以将你擅长生产的东西转化为你不怎么擅长生产的东西。正如格里彭斯泰特所言，它让“一国用富裕产出填补其他国家的所需”，甚 至为那些缺乏累积资本和先进教育优势的国家带来机会。他还坚信，贸易将让人们将彼此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敌人，从而促进宽容、尊重与和平。

哪怕是最乐观的预期也未能想象到贸易所带来的优势。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1年，穷人数量每日减少12万。

那些吸引最多外资和对贸易最开放的国家引领这一趋势。同时，尽管一些人认为富国受到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但它迫使我们的企业变得更加创新，并降低了消 费者价格，使得购买力即便在困境时期也得到了保护，因此令人警惕的是，一些陈旧的幻想正在欧洲卷土重来，威胁这种进步。在经济和政治动荡时代，人们感到恐 惧，随即倒退至人类的“战斗或逃跑”本能，而不是寻找机遇。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就出现了这种局面。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上坚定支持自由贸易，但现在该党开始犹豫，因为他们与绿党组成执政联盟，在议会中依赖这个左翼政党的支持。整个欧洲的情况都差不多，带头反对自由贸易的往往是工会和右翼民粹分子。

许多欧洲人相信，只有美国人才会受益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而许多美国人认为，只有欧洲人才会受益。这有些古怪，因为只有当双方都认为自己会受益的时候，经济交换才会发生。

一个已形成气候的观点是，政府签署约束其未来行动的贸易协定是不民主的。但这并不比环境协议更加不民主，后者也迫使政府遵守国际约定。在一个彼此关联的世界里，我们的行为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我们需要提出共同的规则以确保它们让所有人受益。

没错，贸易谈判不仅关乎削减关税，还涉及到协调和理顺监管。那是必要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税已经非常低了；我们接近削减关税效果的极限。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没有摩擦。官僚主义以及众多不同规则仍然带来了巨大成本，而且往往成为某种形式的后门保护主义。

如此规模的协议需要一种争议解决机制。这有时被描述为大企业编写规则的一种方式，但实情正好相反：这种方式确保所有人遵循民主国家商定的规则、不会为 了让某些企业受益而歧视外国人。历史表明，一旦此类贸易框架存在，它们将会吸引新成员加入。欧盟最初成立时只有6个成员国，现在它有28个成员国。东盟 (Asean)成立时只有5个成员国，现在有10个。那些没有参与缔结协议的国家发现自己后来签署了其他国家制定的规则。

当格里彭斯泰特在19世纪60年代让瑞典开放贸易，为瑞典走向现代化和繁荣铺平道路的时候，他没有得到普遍赞誉。一些有影响力的批评者表示，这种政策 将破坏国内工业，而且只会让外国人受益。如今反对自由贸易的观点惊人地相似。但这么多年来贸易在创造发展和减少贫困方面的记录应该足以驳斥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