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框架是个体理解具体现象背后含义的理论指导。一般来讲，传统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主要以三个层次来展开：首先是通过专家学者的思辨总结，以 高度的理论抽象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其次是由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对其进行“再编码”，形成具有可操作性、能够用于解释日常生活中具体问题的 框架；再次，民众运用这些解释框架对具体现象、问题、政策、人的行为进行解读乃至在此基础上规范自己的言行。

传统媒体时代，执政党和政府在国内传播中的“解释框架”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由媒体提供的，其实质是依靠掌握传播资源而实施的传播权力运作。而互联网时 代，由于传播权力分化、社会权力的崛起导致解释框架日趋多元，原有的解释框架无论在供应方式还是在包装能力方面，都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当然也就失去了 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由于解释框架决定个体行为，主流意识形态缺乏合适的解释框架，就会使网络行为从网络空间走入线下，转变成对现实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现在的政府 是被网民推着走”这一尴尬局面。因此，在传播革命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在于重新提供有吸引力的解释框架，并通过合适的方式，让民众接受。简言之， 新解释框架必须解决好“合法性”和通俗化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针对“合法性”质疑，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解释框架在理论建构的出发点上，必须改变原有的社会控制思维而树立治理思维。

主流意识形态新解释框架的要义，就是不把新崛起的社会传播权力作为防控对象加以钳制，而是作为协调、对话的主体进行协商、沟通。在“去中心化—再中心 化”的态势下，“新意见领袖”的出现不可避免，不妨由其中的部分人来充当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编码者”。因为“新意见领袖”并不全是天然的反对派，其绝大部 分是“温和的反对派”，团结这些在本质上并不反对根本制度的“新意见领袖”群体，能够起到示范普通民众的作用。

在多元治理的理念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解释框架，必须是上下都能接受、都能践行的导向性思想和行为规范，能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其解释功 能、整合功能、引导功能和辩护功能。新解释框架必须有利于形成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多样、丰富、灵活、有弹性的政策工具，有利于作出有针对性、个性化、人性 化的回应。

其次，媒体参与构建的新解释框架，必须具备通俗性。主流意识形态新解释框架的通俗性，是指改变以往老旧的传播套路，建立适应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的新 “编码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要整合传统媒体时代和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资源，除去以往主流意识形态解释框架中宣传鼓动、说服教化、强力推行的东西，建构能贴 近民众生活和实际利益需求，能代表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最大公约数的新解释框架。

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不是以简单背诵的条文来展现的，传播革命背景下，必须以民众愿意接受的方式，包括符合民众对信息包装、传播形式的审美要求，探索 和完善新的“解释框架”，使其能够帮助受众正确理解各种矛盾、问题，并提供合理的解决方式。这种解释框架，不能也不应通过僵硬灌输的方式进行推广，而必须 借助新的手段进行传播。除了将“新意见领袖”群体作为“再编码者”之外，还应采用新的“编码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以民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如 数字化、可视化等新技术手段来阐释主流意识形态。例如，曾在互联网上引起广泛好评的“习主席的时间去哪儿了”的视频短片，贴合时下的流行歌曲和网络流行 语、热点话题等，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主流意识形态新解释框架的通俗化和“再编码”，必须“放低身段”，以平视而非俯视的姿态，以探讨、讨论的口吻而非生硬的说教、命令，以说理而非宣传、生动而非古板、新颖而非老旧的方式，才能改变目前的窘态。

总之，只有重新建构新的解释框架，才能应对传播权力转移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