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中国经济似乎正经历着中国改革之后最坏的日子。去年习近平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决策者对于“新常态”的解释是,相比于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发展趋于成熟的表现:不再追求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和优化, 扩大市场的角色等。
近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专家学者和相关从业者们纷纷就“新常态”阐述自己的看法。在与会者看来,经济“新常态”并没有像官方的解释那样充满希望,中国面对的更多的是风险和挑战。
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在为大会做的报告中指出,今年中国经济的趋势是“低迷与繁荣、萧条与泡沫并存”。比起以生物制药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繁荣以 及股市楼市的再次升温所带来的泡沫,人们的关注点更多聚集在低迷和萧条上。低迷和萧条的主要表现为重要指标的下降。国民最为熟知的也是衡量经济的基本指标 GDP增速不但全国只有7%,不少省份的GDP增速都徘徊在2%和3%,山西等省份甚至为负。其他重要指数如投资增速,总需求,工业利润,和克强指数(即 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也不乐观。这些不尽如人意的数字背后是由人口红利减少,产业结构不合理且产能过剩,地方财政困难,宏观政策失控等一系列 难题交织而成的问题网。
在解读“新常态”以及“新常态”下的风险时,刘元春认为,官方对“新常态”的认识“严重不足,下的结论太早了”。他分析说,过去中央提出的“新常 态” 是“GDP增速在下滑,但是CPI保持稳定,新增就业还不断持续增长”;而中国今年正在经历的是“GDP、GDP平减指数(注:GDP平减指数反映了物价 水平)在加速下滑”。其次,刘元春指出,决策层过多的“将经济下滑的因素归结到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工业化红利、全球化红利等中长期因素之上”,忽略了 “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将自动创造中长期供给的下滑”这一因素。对问题的不充分认识导致了“08年(金融危机后实行的)警示过度的能动主义和现在过度的无为 主义都是有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会专家都认同现行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不够积极,但是不同于两位有政府背景的专家,刘元春认为政府应该抛弃旧有的政 策刺激的理念,理性思考现下复杂的经济情况,确立明确的目标后再对症下药。
对 于刘元春的解读,同为学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认同,并着重就应对政策提供了思路和解释。高培勇说,当前“是趋势性力量和周期性力量两个力 量交互的时候,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以往我们说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反周期的,东风来了刮西风,西风来了刮东风,是一种对冲的力 量”,但是现在,“调结构是目标,保就业是目标,防风险是目标,……多元的经济政策目标一定要同时兼顾”。因此,在“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方式的调整和 变化必须考虑到新的因素,不能说拿过去的眼光去要求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秉承这个思路,高培勇亦不赞成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或是财政政策。
如果高培勇的建议是现实可行的,政府就应该依照形势改革创新,在“新常态”的参照系中找出政策的平衡点和落脚点。
继续高培勇有关“新常态”下经济对策的讨论,国务院参事室 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的关注点则在结构性改革带来的阵痛上。他认为,政府的政策要把握改革的度,找到一个兼顾解决问题和缓解阵痛的落脚点。此前,刘元春就提到 过,“我们低估了结构性改革带来了短期冲击”。在认同刘元春的同时,姚景源说,结构性改革好比拔牙,如果打麻药能够缓解拔牙时的痛感,“结构调整阵痛期, 我们能不能也打点麻药减少阵痛”?
在当下讨论改革的阵痛问题,的确就像是讨论拔牙。但如果说改革的阵痛就意味着牺牲企业和人民为代价,那么这样的改革会不会造成一种本末倒置?因为在 大多数人的眼中,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造福于大众。正如姚景源所说,如果政府在改革时能够完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也许就能减少结构性改革施加给市场,企业和 人民的痛苦,也有助于减少改革阻力。
显然,在这些经济学者的眼中,“新常态”的新不仅仅在于它与往常的经济状态不同,也在于它是一个复杂的没有范本参考的情况。如果想要开出有效的政策处方,还需从准确把握“新常态”开始。
让人们失望的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没有概念上那么简单,经济学家们也并不乐观,“现行的歹势还会继续走低,直到2016年触底后才可能好 转。”但是,最坏的日子有时候也会孕育出好的变化。眼下低迷的形势是否也能成为倒逼政策改变的好契机?如果学者眼中的问题能够转化为改革的重点,提出的建 议能够被采纳落实,应该也会被算作是“新常态”下的好的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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