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并非格力独有,在中国非常普遍,即大量技术人才或者在公司握有一定资源(客户资源、市场资源、经营模式等)的人纷纷跳槽(被挖)或者创业,在TMT(科技、媒体和通信)行业尤为盛行,这对原公司造成一定的困扰和伤害。就像董明珠所说:“我们每年投入几十亿培养人才,培养一个人才需要五到十年”。
这是中国经济转型阶段的一个现象:产业技术升级会加大技术人才的竞争。由于新经济的地盘迅速扩大,传统行业被侵蚀和改造,新经济扩张的速度远远快于人才培养的速度,造成了人才稀缺,相互挖人成为解决短缺问题的主要方法。这也导致技术类人才薪酬大幅上涨,甚至有泡沫化的趋势。
产业跨界也是人才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传统经济专注某一个领域不同,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跨界,比如传统媒体人进入互联网新闻行业,影视业急速发展导致影视金融投资人才需求增长,做视频、电商的也跨界去做手机等等。主导跨界发展的企业必然需要大量“被跨”行业的人才。
人才主动跳槽或者被挖,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诱惑。竞争者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聘请,这是原公司薪酬和职称晋级体系无法满足的,是一种无法拒绝的诱惑。更重要的是,自己或与他人合作创业还能够获得股权,未来如果有机会上市或被兼并,将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这种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冒险。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正在经历一次大规模重组,每个人都在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但这场重组也可能带有混乱性,带有对创新不利的一面。
主要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新经济”大都是基于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而并非新的技术。虽然大众将这种借助于互联网的新模式视为创新,但从技术上看,并没有多少创造性的发展。这与美国硅谷公司不同:谷歌投资于人工智能等领域,埃隆?马斯克热心于航天事业。而中国不少新经济企业的创新带有某种“商业圈地”性质。
人才竞争也会导致人才大量分散,不利于创新。由于留不住人,很多公司也不再努力培养人才,造成创新土壤的破坏。普通人独自创造新技术的能力毕竟有限,所以创新总是需要依靠群体的智慧,也需要充分发掘群体智慧的机制。比如,中国最成功的科技企业华为成功的秘诀就是靠人的力量,而且是人的集体力量,中国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发展也是如此。
目前某种急功近利的气氛正在笼罩市场,一些人工作刚刚几年就急于“兑现”,这不利于个人和产业正常的发展和进步。虽然人力资本应该遵循市场定价,但也要有法治规范。当前,技术类公司应该普及业内共同遵守的竞业限制协议,避免出现人才恶性竞争,导致对创新及行业、个人发展均不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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