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管理者想出了一个新的比率，用来与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等银行业使用的可靠比率一起追踪银行的状况。它被称作快乐暴躁率，衡量的是银行中快乐员工与暴躁员工人数之比。

富国银行的高管近日告诉《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说，这项实践的出发点是，快乐的员工比不快乐的员工更有可能做正确的事。这无疑会给近期一直对银行的恶劣文化感到头疼的金融监管者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当看到该比率在这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银行的走势变化时，他们的印象会更加深刻。五年前，快乐银行家（快乐与否是基于他们的自我评估）与暴躁银行家的人数之比还是3.8:1；而到了去年，富国银行内快乐员工的人数已是不快乐员工的8倍。

当我最初听说这一快乐暴躁率时，我觉得它听起来妙极了，完全应该成为银行业的必备比率。让银行统计这一比率将推动它们成为不那么剑拔弩张的工作场所。而且，与大多数银行业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太过复杂，就连比较聪明的人都无法搞懂）相比，这一比率简单到连傻瓜都能马上搞懂。

然而，我对这一比率琢磨的时间越长，就越发现它难以理解，同时也越不喜欢它。

就连它的前提假定都是有问题的。那些声称自己快乐的员工做坏事的可能性真的更小吗？没有数据证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理由支持应该如此。如果让银行家快乐的是冒险和赚钱，那当他们做坏事时甚至会更快乐——假设做坏事可以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此外，如果你是那种不在意从你所在的银行骗走数十亿美元的人，你就不会担心在员工满意度调查中给出有误导性的答案。

至于数字本身，它们看起来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一点也不相信富国银行的26万员工中，快乐员工与暴躁员工人数之比可以达到8:1，而且一个比率也不太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翻一番。

盖洛普(Gallup)针对2500万名员工的调查显示，全世界不快乐员工的人数是快乐员工的两倍。我很幸运能在英国最快乐的地方之一工作：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普遍待遇不错，管理宽松且（相当）温和，员工大都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但这里的快乐暴躁率是多少呢？环顾我的同事们，我最多给出4:1的比率。

更为根本的是，询问员工是否快乐几乎毫无意义。答案当然取决于谁在问，取决于受访者的心情，取决于他们的脾气秉性以及他们认为“快乐”是什么。汇集26万份不可靠的答案，并认为其结果可与一级资本充足率相提并论，真是相当的可怕。

在这一切之下还有更为根本的东西。雇主的目标应该设定在使他们的员工快乐吗？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弗洛伊德(Freud)的意见。弗洛伊德说，让人快乐是不可能的；人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是正常的不快乐。

这也应当成为职场的目标。银行及其他所有雇主都应尽力不要变成让员工异常不快乐的地方。

要了解它们在这项任务中做得如何，应该追踪两项统计数据，这两项数据都是客观的、而且不可能作假。

首先是员工流失率。如果员工感到异常不快乐，他们往往会离开。所以，如果你的员工流失率高于你的竞争对手，你立刻就知道出问题了。

第二个的指标是，银行内明星员工与保安的报酬之比。我们知道，人们感受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都会让人不快乐；所以，当这个差距扩大时，公司文化在恶化。

还有第三个指标，虽然它不那么客观、也更难以衡量，但可能比前两个还要重要。那就是追踪员工在工作中有多少朋友。所有关于总体快乐的数据都显示出，好友的数量与快乐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在办公室内无疑也是如此——至少对于我是成立的。我在工作中从未有过异常不快乐，主要原因就是我在同事中交了三个真正的朋友。

如果富国银行进行这样的统计，我不确定它是否能告诉监管者很快就要发生丑闻。但它能让我们深刻了解该行员工快乐与否，而且它能给拿不准是否想在该行工作的潜在员工一个极好的建议。

译者/陈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