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最近对中国大学发出的指示听起来就像是毛泽东思想盛行年代的东西。他大力疾呼道：“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

作为一名上周访问北京的人士，我突然觉得，现在才打击西方的影响有点太迟了。从兰博基尼(Lamborghini)到猫头鹰餐厅(Hooters)，凡是你能想到的西方品牌在北京都能找到。北京高等院校校园附近的咖啡馆里，中国学生聊着天、上着网，基本上和西方学生没什么两样。但表面上的熟悉感可能是带有欺骗性的。在我入住的酒店上网时，我意外地发现自己一头撞在了中国国家防火墙(GFW)上，谷歌(Google)、Twitter以及其他许多网站都上不去——对此感到意外其实只能说明我幼稚。

最近几个月里，在打击西方影响力的运动中，中国国家防火墙已被进一步筑高。这场运动已经影响到大学、博客作者和电视节目表。直接参与自由政治的人则受到了更为直接的打击。人权组织表示，过去一年里，有数百名活动人士被拘留。外国非政府组织也受到更严格的审查，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这种打击表明，中国统治阶层有种令人意外的不安全感。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让中国政府对“颜色革命”的威胁日益感到不安。“颜色革命”将会挑战中共对权力的掌控。在中国经济放缓、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导致统治精英内部萌生不满之际，这种不安全感还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国内稳定的担忧。

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使得中共对反非民主政府的民众起义以及由此引发的混乱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北京方面注意到了西方机构和西方技术在煽动这些起义中扮演的角色。2011年埃及民众起义被贴上了“Facebook革命”的标签，而最知名的一名早期活动人士是谷歌的高管，这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两家公司在华的命运。

过去一年里，乌克兰、特别是香港发生的事件助长了中国政府对颜色革命威胁的疑虑。中国似乎已真心接受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民众起义的看法，即这场起义本质上是由美国人组织的，美国人为此动用了自己的各种邪恶工具，从互联网到非政府组织。去年4月，即香港抗议活动爆发数月之前，中国知名学者王缉思写道，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打交道时的主要担忧是，“美国被认为一直对中国社会实施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颠覆中国政府”。

去年9月爆发的香港抗议活动似乎证实了北京方面的这种深深的担忧。在中国看来，这些抗议活动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让人觉得中国内地颜色革命所需的手段已呈现在世人面前：静坐抗议、学生、外国电视台的摄制组、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起个好记的品牌名称，比如“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中国政府成功地平息了香港的抗议活动。但北京的有些人士声称看到了西方干预的一套险恶模式——从阿拉伯世界到乌克兰、古巴、委内瑞拉以及如今的香港，都可以看到这套模式。

此外，上述种种国际动荡发生的同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也在升温。习近平招牌性的国内政治举措是他发起的反腐运动。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以及打击程度之深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

反腐运动据说颇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但它威胁到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过去几个月里，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中共还宣布对令计划展开调查——令是习近平前任胡锦涛的高级助手。还有说法称，大批中共官员心存不满，其中许多人已习惯于靠受贿来贴补自己相对微薄的正式工资。一些人甚至辩称，中国经济放缓与反腐运动对商业活动产生的“寒蝉效应”有关。

也许，习近平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掌控非常牢固，承担得起挑战强大利益集团的代价。但北京方面人脉广泛的人士现在已在公开设想罢免习近平的可能性。一些人指出，中国以前爆发的民众抗议活动，比如1989年的那次，恰好发生在中共高层内部出现分歧的时候。

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看起来都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数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外国领导人正排着队等待与习近平会晤，他们心中想的往往是吸引中国的投资。在外部世界看来，中国政治领导人对颜色革命表露出的担忧似乎过头了，甚至可谓偏执。但正如那句著名的（西方）谚语所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