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打老虎”的反腐舆论仍主要由中国政府通过社交媒体操纵，但自“表哥”事件后，中国网友们盯着新闻照片中官员穿着的奢华程度以猜测当事人是否存在腐败，已经成为另一种“新常态”。
进入2015年，这样的情况仍在继续，从身穿万元Moncler羽绒服视察火灾的哈尔滨市委秘书长石嘉兴到穿毛领大衣受审的前扬州市环保局局长金秋芬，“微博反腐”始终是网友最乐于参与其中的娱乐项目之一。
正是从中央到民间的巨大反腐浪潮，过去两年多来最受伤的“大老虎”除了落马的中共高官外，奢侈品行业算是另外一只。
新年里Burberry和Richemont的三季度业绩报告再一次证明这一点：奢侈品行业是中国政府致力反腐躺枪的一只“大老虎”。
2012年“9•11”纪念日，英国品牌Burberry发布同店销售零增长的预警，该公司股价暴跌超过20%，并导致当天上市奢侈品集团股灾。此次预警印证了时任公司首席财务官Stacey Cartwright在两个月前的言论：“我们看到中国礼品市场的放缓，今年晚些时候中国也要换届，我们认为中国消费者在此之间会担心支出。”
其实，中国政府换届对于奢侈品公司来说并不陌生，因此整个奢侈品市场对胡、习交接前的低迷相当乐观，甚至有对中国国情极为熟悉的论调：换届前只是不知道礼品该送给谁，随着新一届政府领导层稳定，中国奢侈品市场很快会恢复。这种乐观情绪甚至一度维持了两年，直到2014年9月彻底泄气，因为年初香港零售市场的极度低迷，以及对周永康的处理都让奢侈品市场放弃中国市场短期内回暖的念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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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腐败官员已将金牌列入越来越长的打击名单。此前国家体育总局受到调查，被谴责“片面追求”运动成绩。
2017年的全运会将不再公布省级队奖牌排行榜，这是对中纪委/监察部的巡视所作的回应。中纪委牵头展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败斗争。
至少自1976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反腐败整肃将矛头对准奖牌的惊人增长，尤其是在2012年夏季奥运会上，中国夺得了88枚奖牌，其中38枚为金牌。
自两年多前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将铲除猖獗腐败列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在过去30年推动中国取得竞技体育佳绩的国家体育总局，还将取消奖励在亚运会、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省队及教练的做法。
国家体育总局今后将更着重于“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投入产出效益等多个角度研究设立体育事业发展的评价指标。”
在缺席国际奥林匹克运动24年后，中国在1980年重返该运动。自那以来，激烈的国内竞争产生国内运动冠军，进而在国际上取得优异成绩。2012年的伦敦夏季奥运会，中国在奖牌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历届奥运会的规划者为了争取这样的荣耀，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到最容易夺得奖牌的体育项目上。现在国家体育总局将改变策略，他们得出结论，“不择手段、违规违法地追求金牌”，扭曲了“体育精神”，还“损害……国家利益。”
体育专家们表示，问题在更大程度上不是金牌，而是教练员和运动员为了获得金牌而采取的行为。
华南师范大学(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体育科学学院谭建湘教授表示：“在竞技体育专注于夺取金牌是没有错的，竞技体育的本质就是为了更高，更快，更强。但不应该将这些联系到体育官员的升职，或增加他们的财富上。金牌的价值被扭曲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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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理李克强1月初在深圳考察时表示，沪港通后应该有深港通。此言引发市场期待。
当初宣布沪港通计划的也是他。这项大胆的计划于去年11月17日启动，向全世界投资者打开了通往中国最大股票市场的大门。
深圳证券交易所(SZSE)或许是大多数投资者从未听说过的证交所中最大的一个。按市值计算，深交所在全世界排名第9，截至2014年底总市值略高于2万亿美元。按去年成交额来算，深圳排名第4，月均成交金额逾4950亿美元，是伦敦证交所(LSE)的两倍多，比排名第3的上交所(SSE)差不了多少（上交所月均成交额为5070亿美元）。纽约证交所(NYSE)和纳斯达克分别位居第1和第2名。事实上，去年大部分时间，深交所的成交金额是超过上交所的，直到后者在最后一季度的大牛市中反超深交所。
开通深港通将为市场注入一剂兴奋剂，因为在深交所上市的企业大多年轻又充满活力，臃肿笨拙的国企股——比如在沪市权重榜上占据前茅的大型银行股和能源企业股——在深市几乎没有。在深交所挂牌的制造企业是上交所的两倍，IT和软件企业是上交所的4倍多。深交所上市公司平均市值只有80亿元人民币（合13亿美元），而上交所的这个数字为246亿元人民币（合40亿美元）。深交所上市企业数量比上交所多六成。
深交所还有另外一个尤其吸引投资者的地方：股票表现。深证综指自2006年以来已涨了4倍多，而上证综指同期只涨了1倍。两个证交所的市盈率也反映了这一差异。深交所上周的平均市盈率高达37倍，而上交所仅为16.6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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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各地出现出租车停运事件，引来中央级媒体高调质疑现行出租车模式，到各地媒体积极响应，把出租车问题推到中国公共舆论的风头浪尖，舆论已持续一段时间，初现疲态。接下来，不出所料的，再一次，出租车问题会不了了之，泯然于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之中。这个时候，不妨做一些更深的思考。
引发这一波出租车停运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专车”的出现，而提到“专车”，不妨从打车软件说起。打车软件通过手机收集乘客需求，精确的匹配乘客与司机信息，优化订单分配，降低空驶率，提高司机收入与乘客体验。其加价功能，某种程度上也解除了数量管制，给出租车行业带来利益增量。
不过，利益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分配利益。出租车行业的垄断者——出租车公司与监管部门有着深厚的关系，必然会企图利用自己独特优势，挤压、蚕食整个产业链上新增的任何利润。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治中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对创新、改革的政治图腾崇拜，官员往往抽象的、政治正确的赞同创新，但这并不会妨碍各种管制、监管在引导、扶助创新的名义之下进行，并以此维护既得利益。所以，判断一个监管是顺应创新，还是扼杀创新，只需审视，监管之下，创新者的利益是不是被拿给了既得利益者。
打车软件的监管争议背后是牌照审批利益
打车软件的创新，在于发现、开发了“乘客手机——打车软件服务器——司机手机”这一信息流，其订单匹配、客户流量、数据积累，乃至盈利，都有赖于此。
与此同时，各地的监管也剑指于此，交管部门无权控制消费者手机与打车平台的连接，目标就转向了打车软件平台与司机手机之间的连接。打车软件的监管，不论其形式是强行接入统一平台、统一呼叫中心，还是统一车载终端，禁止司机使用手机，究其本质，都是出租车公司企图控制打车软件与司机之间的信息流，强行切入打车软件的业务流程与信息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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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从北京到波士顿的旅行者，可能要先乘坐海航(Hainan Airlines)新开通的北京到波士顿直飞航线上的波音(Boeing) 777飞机，然后搭乘波士顿地铁蓝线(Blue line)，在德国制造的地铁车厢中从洛根机场(Logan Airport)站坐到政府中心(Government Center)站下车。你的家人或许已经开着沃尔沃(Volvo)在那里等候了。尽管这家瑞典汽车制造商总体上经营困难，但沃尔沃汽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人们的喜爱。
将那架波音777客机换成中国商飞C929，将波士顿地铁蓝线的西门子(Siemens)地铁车辆换成中国北车(CNR Corp)的产品，将沃尔沃汽车换成吉利(Geely)博瑞GC9，这就是中国政府愿景中未来的长途旅行：中国制造的飞机、列车和汽车。
除去飞机，这样的未来或许会比许多人意识到的更快到来。去年10月，身为中国最大两家列车制造商之一的中国北车让全世界铁路行业大吃一惊：它赢得了波士顿公共交通系统280多辆地铁车辆、价值5.7亿美元的供货大标。
中国的工业进步往往都是这样取得的，这一个也不例外：经过多年悄无声息的发展，主要在发展中市场逐渐积累合同和经验，然后突然一鸣惊人。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瞄准美国和其他成熟经济体中的合同，有改变全球铁路行业面貌的势头。不过它们的雄心不会止步于波士顿，也不会止步于铁路行业。
为了赢得波士顿地区交通官员的支持，中国北车承诺要在斯普林菲尔德市建一个新的地铁车辆装配厂。这个位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城市眼下急需投资和就业岗位。中国北车的中标价远远低于其他所有投标，比庞巴迪(Bombardier)的投标价（10.8亿美元）低出近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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