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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Haute Couture”的权威和地位，“Haute Couture”的认证程序十分繁琐，条件也是具体而苛刻，比如：该品牌在巴黎要有自己的工作室并雇佣至少20名雇员，每年参加时装公会的两次时装发布等等。若没有通过认证而私自称自己为“Haute Couture”，则属于违法。

　　但在中国，虽然没有哪个设计师把自己的作品称为“Haute Couture”，但却有很多设计师称自己的作品为“高级定制”，恰巧与“Haute Couture”的中译名相同。

　　十多年来，“高级定制”这个概念在中国从鲜为人知到异常火爆。光在北京，标榜自己是高级定制的品牌或工作室便有上千家，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有在这个领域耕耘多年的郭培和她的玫瑰坊，也有受邀参加巴黎高级时装周、曾为彭丽媛设计服装的马可和“无用”品牌，受到帕里斯•希尔顿青睐的上海设计师陆坤和他的“镜子”工作室，以及不久前刚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举办时装秀、曾为影星杨幂设计婚纱的王培沂与他的Alex Wang定制工作室。

　　郭培这样解释中国的高级定制时装概念：“‘高定’在中国，概念到现在还是很含糊的，没有定义，比一般的裁缝高级一点。”她认为，“高定”时装在中国很普遍、很混乱，没有行业标准管理，没有高定服装协会，属于一种初期发展的蓬勃状态。中国服装协会曾讨论过为“高定”制订标准，却连名字都很难确定。

　　由于缺乏官方标准和定义，私人订制和高级定制的概念常被弄混，中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也毫不吝啬“高级定制设计师”的名头。而“高定”服装的高价位和高端客户群也为许多设计师所向往，导致中国的高级定制时装没有门槛，一些在校生和刚毕业不久的设计师也以“高级定制”来吸引客户。北京服装学院一位大三学生，已把高级定制作为自己创业工作室的项目之一。

　　另一位今年刚毕业、创立RyANWAG的年轻设计师Ryan Wang也在筹划高制定制。他解释自己想做高级定制的原因是因为原创设计现在铺天盖地，要想突出，就要往高档了去做，寻找更高层次的客户群。他承认需要积淀很长的时间才能做“高定”，需要“一步一步来”，但又觉得自己刚毕业做高定“算是一个勇气吧”。

　　在中国设计师陆坤眼中，高级定制除了那些严苛的标准之外，更包括品牌背后的价值和服务。再者，高级定制的布料应由特殊的厂家生产，这些都是初出茅庐的设计师难以接触到的。

　　郭培说，做“高定”，设计师要具备专业设计能力，要特别通懂工艺和材料，十年才能有初步了解;“高定”工艺不是让打板师、剪裁师去做就行的，设计师本身要懂质感、剪裁、手工、装饰等全部的工艺，5年才能成为好的剪裁师，“高定”打板师也要至少5年，学校那一点知识都不能领进门。已入行28年的她笑称自己 “最近才向‘高定’迈出一只脚。”已有设计定制服装10年以上经验的陆坤也谦虚地称自己“没资格”做“高定”，一直在学习。

　　一些想要或者声称自己正在做“高定”的中国年轻设计师正在为这一类型的时装带来新想法。Judy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曾在英国高级定制男装品牌赫迪雅曼(Hardy Amies)实习，目前担任该品牌的中国市场顾问。西方的成衣大多不适用于中国人的体型，因此她常介绍英国华人到历史悠久的定制男装店去。“中国人不是消费能力不够，而是不了解。”她说。她希望未来能做“高定”，也能做媒体人，“把英国生活方式和品牌介绍到中国来，把中国的加工厂介绍到英国去。”

　　虽然“高级定制”时装被称为时装界“皇冠上的明珠”，一些时装设计师将其看做是事业的最高追求和理想，它的利润却不像表面那么光鲜。“高定不赚钱”也不是秘密。Chanel、Valentino等老牌时装仍坚持开设Haute Couture产品线，一为品牌增值，二为丰富品牌故事，为此折本赚吆喝。

　　在凡事追求效率与结果的中国，不知道这种“不赚钱”的前景，是否会让这股“高定热”降下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