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始终被认为是富裕的地区，经济学者一直使用人均GDP的数字来表明香港的富裕程度，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人均GDP为6747美元，排名第81位，依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486美元，但中国香港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7777美元，排在世界第25位，超过台湾的人均GDP值20930美元。

即便如此，香港不仅仅有贫困问题，而且还有着背景复杂的严重的贫困问题。

香港的人均GDP虽然从1961年2353港元，大幅增长至2011年的27万港元，但香港实际正处于一个历史上最长的衰退周期之中。香港的人均GDP增长率，由1997年回归时的10.2%，一直处于不稳定的下降通道当中，1998年为负的5.5%，1999年至2003年，除了在2000年经济有3.1%的增长之外，其余4年，均出现了1.9%至2.9%的倒退。此后，2004年至2007年出现了较强劲的复苏，但从2008年至2009年又再度出现了低谷，2009年甚至有3%的倒退。出现这种情况有外部因素，如亚洲金融风暴和华尔街金融风暴，随着中国大陆提供的强刺激，香港经济在2011年出现回升，但迄今为止，根据香港乐施会的报告，香港的贫困家庭依然有45万户，总共7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数字高达117万人以上，贫困率高达17.6%。

GDP总量高，人均GDP高，不等于香港就没有贫困问题，众所周知，香港有着世界上非比寻常的基尼系数0.537，贫困分化极为严重。对于这样的贫困问题，香港的社会学者一般认为，香港的贫困原因主要是全球化、去工业化以及白领化造成的问题。

香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是工业繁荣时代，80年代后的10年间，大量工业转移“北上”，投资于大陆地区，造成了工业人口的大量失业。80年代香港制造业的人口有百万之众，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35.8%，到了2011年就只剩下了17万人，占比也只有区区4.5%，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中，香港制造业共淘汰了77万劳动人口。经济可以转型，但工业人口的转型却很艰难，英雄无用武之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与此同时，港澳对大陆地区的投资，从1979年－1993年，实际总共投资了3852亿美元，占中国外来投资的62.3%，是中国最大外来投资者。这种工业转移过程表明，如果要说中国经济起飞造就了香港的贫困虽然有点过分，但存在着关联性也很明显，就此而言，中国大陆对香港提供某种程度的援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中国大陆也的确是这样做的，至2010年为止，中国对香港的投资超过了3万亿港元，基本是日本对港投资的16倍。

不要以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可以发挥替代作用，香港银行业虽然发达，但对就业的贡献远不如预期的那般大。1991年，香港银行业只雇用了10万人，即便到了2011年也只雇用了19万人，只占工作人口的5.5%。

工作是一个方面，生活是另一个方面。在香港，令贫困人口倍感生活艰难的还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香港自雇人士多，形成了看不起贫穷的文化，穷人的日子很难过。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看不起“没钱的人”，《礼记》中就讲，死亡贫苦，人之大恶。虽然香港失业率迄今依然维持在中等水平之上，但劳工的反映并不强烈，也缺乏组织来有效代言。所以，他们的困苦经常不为人所知。

再一个是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资本从微观讲是人际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为的是获得资源和机会，从宏观讲是一种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资源。香港这方面的情况非常糟糕，社会资本严重匮乏，有严谨的科学调查结果表明，43.9%的贫困人口表示，他们连一个可以借钱的亲友都没有，被调查的贫困人口中，平均能够介绍工作的亲友只有1.74个，社会资本的匮乏程度非常严重，这势必会导致香港的贫困和不满存在被放大的可能。

长期以来，香港政府在贫困问题上的关注是不足够的，这从港英时代就开始了，“积极不干预”和“鼓励自由竞争”始终是基本政策，这就为贫困问题的社会表面化奠定了基础。即便是号称完善的香港法律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香港的雇用条例有18小时以内的“例外”，为雇主的“策略运用”开了方便之门。而近年来公屋租金的大幅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贫困家庭的压力。凡此种种都表明，香港的几乎不为人所知的贫困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从被压抑到演化为社会表现，并不会令人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