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业升级的话题，国内媒体谈得非常多了。为了准确起见，先做一个定义，什么是产业升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我的理解是，产业升级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增加值，提升企业赚钱的能力，给员工带来更高的收入，给股东带来更多的回报，同时给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大致的一个定义。

前些年有一个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名言，是当时在薄熙来做商务部长的时候说的，中国需要卖掉8亿件衬衣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这个话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中国在产业链上必须要提升，让我们能够尽量花更少的时间，卖更少的苦力，照样能够赚更多的钱。

产业升级过程中会有哪些必然面对的挑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给大家看张图。

勤劳会抑制产业升级，还是美德吗？

这张图中，横轴反映的是1998年时，不同国家的劳动者在一年里平均工作了多少小时。最近的数据也差不多。欧洲的荷兰人工作的时间是最短的，是最不勤奋的，平均一年工作1350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我去荷兰，不管是阿姆斯特丹，还是要海牙，特别是周六日去的话，在城市里基本看不到一个人，大家都去玩了。第二最不勤奋的是法国，一年大概工作1400小时。美国人工作1650小时。中国人一年工作2200小时。有一个国家在这个图上没有给出来，就是韩国。韩国人一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大概是2800小时，比中国人还勤奋。

纵坐标反映的是2001年，不同国家的人均GDP，也就是人均收入。工作勤劳程度和人均收入基本是负相关的，工作小时越多，越勤奋的，收入总体上略低。反过来看，收入越高国家的人恰恰不需要工作那么多。

我主要想说明两个意思。第一是，原来中国人总说勤劳是美德，但我要说，今天世界上，勤劳已经不再是美德，实际正好是反过来的。这个道理蛮简单的。大家都去参观过太阳能制造公司，电器，包括手机制造公司，就会知道很多的公司本来可以用更高的技术，自动化的生产线来生产东西，但是他们不想那样做。因为一条太阳能制造生产线要花1000多万元美元，前期资本投入很大，而用自动化设备生产太阳能设备的时候，报损率比人工做的报损高很多，这使得整个成本又上升很多。这样一来，选择是很明显的。中国更多的企业家会选择用人工，而不是用更先进的自动化设备。

产业升级的条件：全社会已经比较富有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工必须很便宜。如果劳动力成本太高了，中国人就不会没日没夜的拿一点钱就愿意干活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回头看，中国之所以在产业链上没有向更先进、增加值更高的一端转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太多，太勤奋了。换句话说，太勤劳是给中国社会帮了倒忙。几年前我就经常开始说，为了给国家多做贡献，多休息一下，多度假。

从上图能看到，各国的人均收入是很不一样的。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如果每小时赚的钱本来就很少，稍微一点创新，都不需要革命性的创新，只要能让现在每小时赚的钱多一点点，就会有很多的激励做这种创新。而像荷兰人、法国人、欧洲其他国家人，他们每小时的收益本来就非常高，他们所要从事的创新，产业升级，在带来收益方面的要求，会比在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要高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这张图也告诉我们，产业升级的前提条件是，全社会已经比较富有。如果全社会收入还是非常低的话，高增加值的产业升级就不太容易实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回头来看一看，二三十年以前，在中国谈论产业升级的频率不是那么高，现在随着中国人的收入越来越高，对产业升级的需求和认知大大提升。

产业升级的制度障碍

话说回来，是不是一旦变成高收入国家，就能做到产业升级呢？当然不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就四个方面做简单的交流。

第一， 中国要真正实现产业升级，首先面对的障碍就是，政府在经济中占的地位到底有多大。举个例子，苏联在80年代的时候，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比中国现在的人均GDP还高很多。但是苏联的创新给今天的人类社会留下了多少东西呢？可以说很少。

离我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国防科大研发的银河计算机系列。我之所以喜欢举这个例子，因为我1983年到国防科大读研究生，整个学校都非常兴奋，把银河I巨型计算机的消息向社会公布了。可是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的技术创新，给中国经济到底带来什么价值？照我说，银河计算机给中国社会惟一的贡献就是，未来的计算机博物馆有了更多的展品，除此之外，没有哪个企业会愿意花那个钱去买银河计算机。

一种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还有一种是完全市场主导的，私人资本主导的创新，带来的结果非常不一样。为什么？私人出资的时候，如果是做PE基金的，或者是创投，VC基金，有人跟你说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好的技术，请你拿出几千万美金，或者是几亿人民币来投资，给你一些股份。你作为投资职业人士，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问他，这个技术能够带来多大的市场，收入增长前景怎样。而如果不同的政府部门掌握资金安排，它关心的不一定是市场需求、增长前景，更多的是非经济的，政治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虚无缥渺的指标。因此说，国家出资和民间资本主导的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果很不一样。

第二个很重要的挑战，是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主导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也非常不利于产业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4万亿刺激方案中，90%以上的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来花。而在国有经济占比几乎可以忽略的美国，奥巴马总统2009年推出的8千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中，政府花的钱不到10%，剩下的90%多都是给民间的家族，老百姓和个人家庭，还有一些私营企业。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唱主角，还是私营经济唱主角，最后对资源的配置也会很不一样。企业产业升级能够得到资金支持也很不一样。

举个更近期的例子。今年1-8月份，在中国有1482家非金融企业发行信用债，总共是3.15万亿人民币。其中只有267家是民营企业，总共发行了1781亿，占比不到6%。94%是由国有企业发行的。从融资成本来看，同样是AA级一年期的信用债，国企只需支付5.85%的融资成本，民营企业要6.66%。同样是AA-级的一年期信用债，国有企业需要支付6.69%的融资成本，民营企业要付7.78%。

尽管今天中国有800多万家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0%多，城镇就业贡献率是在80%-90%之间，尽管它们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的作用是这样大，但是它们得到的金融资源支持那么少。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如果国有企业不民营化、民有化，那么产业升级的难度就很大。

第三方面的制度障碍，是银行和债券市场也明显偏向国有企业，连股票市场的上市机会如是如此。即使是对于能够上市的民营企业，发审委员会对这个企业的有形资产也非常关注，如果这个公司没有什么楼盘，也没有土地，设备也没有，他们就会提出一些具体要求。这些对于产业升级也是非常大的障碍。我们可以想想，医药公司，或者现在的互联网公司，比如腾讯等等，本来不需要非常多的有形资产，非要在上市之前和之后，把多少百分比的资产放在有形的东西上，必然会减少公司在知识产权研发方面的投入。因此，目前的上市制度、偏好，都会对产业升级构成很大的负担。

除债券和银行以外，法院系统也是很大的障碍。国内法律对真正掌握知识产权、拥有专利的公司非常不利，因为所有举证责任，都放在知识产权所有者一方，变相地对侵权一方提供了支持。这些司法安排对产业升级也构成一些障碍。

最后，从微观层面说，产业升级需要更加细化的专业分工，要求更多的企业把资源放在主业上，而不是跨行业什么都做。这些年，我在国内很多地方见到很多上市公司，不管主业是做电脑的还是做航天的，都有酒店，都有房地产公司。

越是什么都做的公司，在产业升级方面就越处于弱势，因为它没有办法跟专业集中的，火力集中的企业竞争。举个例子，大家知道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有些人预测，到2040年，美国非常规天然气将占总天然气产量的80%。为什么页岩气革命会发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中东，也不在委内瑞拉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地方？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石油行业、天然气行业分工非常细，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有8000多家，而在中国只有3家。

这8000多家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是页岩气革命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设想一下，国内3家石油公司里的工程师，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去花更少成本钻更多的油，要让这个想法通过审批，条件非常严，程序非常长。一般来说要做一个新技术的实践，可能最后要董事长才能拍板。相比而言，美国8000多个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中，只要中间有一家愿意给你的想法提供机会，做那个试验的话，这个想法就有更好的机会。

大家可能会问我，把所有的火药，子弹都用在主业上，对于产业升级，对抗风险，真有那么大影响吗？这里有一张图，反映的是在美国多元化的公司和主业集中的两大类公司，从1990年到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现金占总资产的百分比有多大的差别。

在金融危机之前，主业集中的公司，现金占资产比重超过30%，而多元化大财团的现金只占资产的15%。我们可以想到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哪类公司更有实力对抗金融危机的冲击，肯定是手头现金越多的。

从1984年到1997年，美国的40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平均每家涉及的行业板块数量，从3.2下降到2.6。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越来越专注，只做自己的主业不做其他的。

而中国的沪深300指数成分上市公司，从2004年到2010年，平均每家涉及的产业行业板块数量从2.44上升到2.85。很多非上市公司什么都做的趋势也越来越强。

专业程度越高的公司，对产业升级投入会越多。我熟悉的一个不大的上市公司，下面有50家子公司，最近很多子公司的总经理都跑掉了，搞得公司董事长整天面对子公司高管离职，又要去招人。我发现50个子公司的高管中，能够留下来的都是二流的管理者。因为有50个子公司，又担心“摆不平”，集团不会愿意为其中任何一个花很大的本钱，真正一流的人也就很难留下来。

这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旦什么都做，必然就意味着为了平衡整个局面，就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很好。反过来，如果只做一项，那么在这一项上，不管谁来跟你竞争，你都可以比他们出更高的价钱，把最重要的人才留下来。

冯仑讲到过野蛮增长的年代。在那样的时代，盲目多元化没有问题，因为做什么都可以赚钱。但是在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以后，谁赢谁输，不再取决于做了多少行业，而是取决于谁更能集中火力，把业务做细做精。这将决定哪些企业在“新常态”的环境下，在产业升级方面能有更大的投入。我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