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FT中文网一直关注对中国模式与民主制度的争鸣与探讨。《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日前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谈中国的治理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成功，本文为FT中文网撰稿人张小彩对雅克文章的回应。FT中文网刊登此文，欢迎海内外学者和各位读者共同就这一问题展开持续讨论和争鸣。

FT中文网上周头条刊登英国人马丁•雅克的文章《应重新评估中国的治理制度》，在这篇文章里马丁宣称，“西方正在衰落”， 而“中国的治理制度三十多年来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世界将日益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他们必须学习的。”

马丁在盛行“东方主义”的西方发出这样的声音，确令深受东方主义伤害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但笔者认为，这仍然是把东、西方制度对立起来的分析方法，并没有反映故事的全貌。

事实上，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非营造与西方对立的治理制度，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在微观层面引进和鼓励资本主义，同时设置了一套精巧的金融系统，将微观层面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成果输送进集体主义、或者国家专制主义的血管，使得这个东方大国看起来“红光满面”。

有必要解释一下“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对东方研究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西方是文明的、先进的、优等的；而东方则是野蛮的、落后的和劣等的。在东方主义的经典绘画中，“东方”是一个躺着的、裸体的、未开化的、沉迷于享乐的女人；而西方则是一个骄傲地站立着、手持先进工具、衣装整齐、乘船探究世界的男人。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西方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东方主义经常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令人沮丧是，在中国获得最高尊敬的马克思竟是个东方主义者，西方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他关于亚洲型社会的一些论断，深深地浸透着东方主义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亚洲型社会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不可能自行发展成一个现代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亚洲型社会总会不断摧毁“前资本主义模式”，这阻止了其进入进步的历史轨迹。马克思仇恨资本主义，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发展的、有效率的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马克思给东方型社会开出的“药方”是：只有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动态元素才能触发其发展。

这“药方”清末的洋务运动时用过，他们提出了“东学为本，西学为用”，即引进并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服务。而真正将这一理念运用得恰到好处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一理念的现代版本。相隔百年，这成败之间的差池在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设置了精妙的金融系统将基层资本主义的营养输送进集体主义的血管，用基层资本主义的成果滋养专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上层建筑，真正实现了“西学为用”。

这种金融输送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是鱼鹰捕鱼法。中国有一种鱼鹰，头如老鹰，身如鸭子，脖子粗长。渔人在饥饿的鱼鹰的脖子的底端扎上绳子并把它们赶入河中，等鱼鹰满载而归时， 渔人从结绳处向外挤出鱼虾，据为己有；作为奖赏，也回馈给鱼鹰一些碎米小虾。

中国政府在金融精英的帮助下，运用了这种捕鱼法建立外汇储备。这是在循序渐进中完成的：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逐渐开始允许农村出现个体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1990年代，地方政府大规模地在基层引入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私有企业按资本主义的方式设立、竞争和发展，这使得生产要素的配置比计划经济更自由、流动更快速，因而也更高效，基层民众的创造力被激发出来——“中国渔人”开始拥有“鱼鹰”；1994年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要求企业必须把出口赚取的外汇卖给国家——将绳索扎上这些“鱼鹰”的脖子；同时，控制人民币汇率，用低人民币汇率（佐以低工资、低污染成本、出口退税等政策）驱赶“鱼鹰”下水。这些“鱼鹰”出口赚取美元后，如数吐出，交给“中国渔人”堆积成外汇储备。

如果“中国渔人”回馈给鱼鹰的是“大米”或者“矿石”等任何有限资源，外汇储备积累的速度和持续性都会受到“渔人”自身资源的约束。但是，中国金融精英的设计是开动印刷机印制人民币，用等价的人民币回馈这些“鱼鹰”。由于印刷纸币几乎没有成本，在中国发行货币也没有实际的硬约束，因此从理论上讲，只要有足够广阔的大海，开动印刷机，“中国渔人”可以囤积外汇储备的数量就不受任何制约。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犹如给“中国渔人”提供了一个水美鱼肥的巨大的蓝海，于是“中国渔人”手中的外汇储备量如火箭般地蹿升，从2000年的1600多亿蹿升到2003年的4000多亿。至此，囤积外汇储备的进程遇到了瓶颈。

虽然从理论上讲，中国政府印刷纸币的能力是无限的，但为了反馈“鱼鹰”，在两、三年间陡然向国内经济注入与2300多亿外汇储备等额的人民币，必然造成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引发民怨，影响稳定。央行不得不在银行间市场卖出自己手中的国债， 以收回部分过量的人民币，暂时蓄住通货膨胀。很快，央行卖光了所有的债券，而国内货币量仍随着外汇储备的上涨而迅速上涨，眼看要水漫金山。2003年，金融精英创造性地大规模推出了央行票据，卖出央行票据以回笼人民币。和印刷纸币一样，央行发行央行票据的能力也是无限的。这样，央行一手印刷人民币注入中国经济体以换取外汇储备；一手发行央行票据， 筑坝拦水暂时蓄住新发的人民币。瓶颈顺利突破。

由于使用压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鼓励“鱼鹰”下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增强， 外商投资、热钱纷至沓来，“中国渔人”囤积外汇的能力犹如插上了翅膀，2006年突破万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此后外汇储备又飞涨了近三倍，达到如今近4万亿美元的天量，中国政府成了“宇宙大地主”。

央行票据实际上是中国金融精英帮助中国政府修建的“金融水坝”，可以暂时蓄住因囤积外汇储备所发行的巨量的人民币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其精妙之处还在于，这可以让央行通过不断地调节卖出和买入央行票据的数量来自由地调节通货膨胀的强度，换言之就是在不引发民怨的情况下把蓄积在“水坝”里的通货膨胀持续地释放出来，使实际的通胀率既让人感觉到通胀之痛，又不至于痛到影响稳定。

而这种持续的实际高通货膨胀其实是财富再分配过程，简单地说是存款人的财富向借款人转移。在中国，存款人多为普通民众，他们为了孩子教育及自己的医疗、养老，不得不压缩消费，大量储蓄；而最大的借款人，则是国有企业，只有他们才最容易从国有银行体系获得信贷，银行体系将80%以上的资金借给国有企业。通过这样的效应，普通民众的财富再一次经由金融系统输送送至“国家”。

这样的制度设计或许是特定背景下的理性选择，发展经济学中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在爬上屋顶后就会踢开梯子，那些建议发展中国家完全模仿他们今天的制度可能就是“踢开梯子”的“阴谋”的一部分。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后发展国家应该另辟蹊径，比如，不一定私有化国有企业，可以在一定阶段保持一定程度的集权主义、贸易保护、政府腐败和商业侵权等。

不能否认的是，这种金融体系支持下的改革开放已经改写了东方主义的经典画面，在《经济学家》杂志的封面上，2004年的时候，中国的形象已经变成了一条吞进大量资源、吐出浓浓黑烟的巨龙，峥嵘毕露。如今，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呼吁西方世界学习中国，更是令中国人扬眉吐气。

但是，中国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并不是专制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胜利，而是在基层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生产方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被抽取和聚集。当这些财富顺着“金融血管”被聚集起来的时候，实际上也抽走了基层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动能，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遭遇了“天花板”。两种制度本身的摩擦和内在冲突随处可见，例如，改革派下了巨大决心，花了巨大代价启动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在银行行长是否由党的组织部任命的最后关节功亏一篑，如今坏账额又在节节攀升。而超额外汇储备——这种统治集团的利己主义设计，也被美国将计就计，用作其量化宽松政策的“保护垫”，吸纳了大量泡沫，目前的外汇储备除了由贸易顺差带来的部分已经由全民买单外，由外商投资和热钱涌入形成的部分，犹如巨大的冰山，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很可能一夜融化崩塌，今年第三季度1000亿外汇储备减少很可能就是不祥的信号。

因此，抓住时机改革政治体制，进一步清除妨碍基层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才是继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总结了亚洲型国家的特点，除了他一贯强调的阶级斗争外，一是停滞，再一个就是臃肿的国家如“宇宙地主”般的统治。这些特点可能真的正在摧毁资本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难道说，东方国家真的就只能在专制的磨盘里团团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