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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楼市刚需难题?

    中国政府希望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在几十个城市放松限购、小规模补贴购房者之后,住房市场出现了分化:没有放松限购的一线城市,地价房价全面上升;中小城市则萎靡不振,百城房地产价格环比、同比大部分下降。
房地产调控没有找准调,无论是抑市,还是托市,政府都没有真正尊重市场规律。
目前,中国房地产欠缺的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过去十年,房地产主要靠城市中高收入居民支持,未来十年,主要靠城镇化过程中转移出农村的农民支撑。农民能否市民化,关键是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住房、就业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医保是中期问题,养老是长期问题。
城镇化与庞大的人口不一定会提高房价,人多,房价就高,是个伪命题。如果高收入阶层都到境外购房消费,境内的高端房会受到严重冲击;如果境内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不能成为有效消费群体,不仅不能托住房价,还会成为政府补贴的分食者,拉低平均价格水位。
目前市场动力已经有所衰减,新的引擎还没有发动:第一批投资者获得高额收益、顺利抽身出市场之后,剩下的是对价格非常敏感的刚性需求群体,而最大规模的群体,从农民转为工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还需要漫长的培育期,才能成为中产收入阶层,才能成为消费中坚力量。未来十年1亿农民进城,能不能顺利转化为有效消费群体,需要看产业发展是否顺利,技术培育是否到位。
中低收入阶层是价格敏感群体,对房贷利率十分敏感。行政色彩十足的限购退出市场后,9月底央行松绑限贷。此举效果好于取消限购,对于刚性需求者是极大利好。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限贷松绑的效果相当于限购松绑影响的5倍以上,起码可以增加30%的可购房人群。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主任甘犁则认为,松绑限贷将直接刺激这部分已有的住房需求提前释放,规模为550万套左右,但这对于城镇现有的约5000万套空置房和约400万套待售房来说,仍属杯水车薪。 …… [阅读全文]

中国模式中的金融输送

【编者的话】FT中文网一直关注对中国模式与民主制度的争鸣与探讨。《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日前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谈中国的治理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成功,本文为FT中文网撰稿人张小彩对雅克文章的回应。FT中文网刊登此文,欢迎海内外学者和各位读者共同就这一问题展开持续讨论和争鸣。
FT中文网上周头条刊登英国人马丁•雅克的文章《应重新评估中国的治理制度》,在这篇文章里马丁宣称,“西方正在衰落”, 而“中国的治理制度三十多年来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世界将日益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他们必须学习的。”
马丁在盛行“东方主义”的西方发出这样的声音,确令深受东方主义伤害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但笔者认为,这仍然是把东、西方制度对立起来的分析方法,并没有反映故事的全貌。
事实上,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非营造与西方对立的治理制度,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在微观层面引进和鼓励资本主义,同时设置了一套精巧的金融系统,将微观层面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成果输送进集体主义、或者国家专制主义的血管,使得这个东方大国看起来“红光满面”。
有必要解释一下“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对东方研究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西方是文明的、先进的、优等的;而东方则是野蛮的、落后的和劣等的。在东方主义的经典绘画中,“东方”是一个躺着的、裸体的、未开化的、沉迷于享乐的女人;而西方则是一个骄傲地站立着、手持先进工具、衣装整齐、乘船探究世界的男人。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西方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 [阅读全文]

GDP目标6.7%又何妨?

    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长让位于改革已是高度共识,中国领导人也曾在各个场合表态今年7.5%目标其实可上可下,并非绝对目标。如近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欧洲会晤时表态,只要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质量效益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比7.5%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既然增长目标正逐步淡化,且今年GDP跌至目标以下已是大概率事件,明年是否有继续给出GDP目标的必要?
答案是肯定的,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其实显示在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之际,一定的预期引导对于各级政府制定规划,配合宏观调控都有指导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思维,定底线而非中间预期,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未触及底线政策可以更多地让位于改革;鉴于明年海外经济不确定较强,同时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定底线避免了预期混乱与政策频繁波动,是保增长与促改革的两全之策。鉴于中共十八大已提出到2020年GDP比201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笔者建议明年GDP底线目标可降至6.7%。
有没有必要继续给GDP目标?对于制定增长目标的必要性目前引发了不少讨论,质疑者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点:
第一,改革需要更多的空间,定增长目标可能会制约改革。毫无疑问,部分改革确实短期而言对增长有负面影响,比如淘汰产能过剩、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健康等等,因此改革步入深水区需要容忍一定增长的下调,否则改革恐怕也将不温不火,难以有效推进。此外,以往过度看重GDP目标导致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甚至地方政府无序投资的增长模式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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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理尚无“模式”可言

    【编者的话】FT中文网一直关注对中国模式与民主制度的争鸣与探讨。《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日前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谈中国的治理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成功,本文为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张静对雅克文章的回应。张静认为,中国的治理实践尚不足以称为“模式”,而是一种不断适应社会状况变化的“反应性理政”。FT中文网刊登此文,欢迎海内外学者和各位读者就这一问题展开持续讨论和争鸣。
与马丁•雅克先生的看法不同,我认为,重估中国的治理“模式”是一个为时过早的工作。理由在于,要让“模式”令人信服,很多方面仍然难以确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确有发展,这些发展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观察:有更多的出版物出现,包括翻译作品的高潮再次出现,这些出版物中的部分内容,并未局限在一类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之内;互联网对公务人员的监督作用出现,不少官员的不端行为被公开;公务员逐步通过考试方式录用,部分职位出现公开竞争;官员晋升和所受教育的关联更强,缺少知识训练的人员更难进入公职岗位;在职业、收入、居住和生活方式等领域,个人的选择增加,对单位的依赖减弱;个人发展的途径出现多元分化,个人和团体外出交流的机会大幅上升;部分资源的实际配置权已经从行政部门转向市场部门,等等。
这些发展的总体趋势,实际上和人们对“政治和社会文明”的认识一致:公民和组织的自主性及自由选择权有进展,公务人员的竞争性增加,对其行为进行监督的社会压力增加,问责和究责从基本没有到开始出现。这些方向并没有偏离世界历史的主流进程。 …… [阅读全文]

中国经济“由奢入俭”难

    节俭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存”、“积”、“蓄”等在中国古代象形文字中包含谷子、田地、丝线和孩子的象形。与之相对的是,“债”字是一个人站在一堆作为货币的贝壳旁边,可以想象这个人是非常无助的——这就是古代版的“我欠你”(IOU)。中国人用“千金勤中寻,富贵俭中藏”来教导孩子,用“早睡固然省蜡烛,多添子嗣不足取”幽默地劝诫成年人。
金钱,或者说缺钱,也是中共30余年前决定将经济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一个主要动因。当时中国的资金极其吃紧,1974年邓小平(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打算带一个代表团访问联合国(UN),他发现国库里只有3.8万美元外汇能用于支付盘缠。
那么,既然中国不乏警示人们小心用钱的谚语,为何中国政府过去5年来在财政支出上如此严重地偏离了克勤克俭的正道呢?政府、公司和家庭的负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大幅增加至240%,相当于金融危机时的两倍。
诚然,这样的比率跟一些西方国家比起来仍不算离谱:美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为322%,爱尔兰为逾400%,希腊和西班牙则均为300%左右。但中国债务水平的增速则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此外因为中国利率提高(按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的估算,平均为7%),使得偿债成本增加的速度远高于其他债台高筑的国家。
今年中国应还利息约为1.7万亿美元,比印度去年的GDP总额(1.87万亿美元)低不了多少,高于韩国、墨西哥和印尼的GDP。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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