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公司起名可能是一项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的本领。本周，中信集团(Citic)在香港480亿美元的重组亮相几乎没引起注意，缺少一个朗朗上口甚至绘声绘色的名称，并非唯一的原因。尽管公司名没起到帮助作用，但中信集团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是中国改革的排头兵。中信集团香港上市，加上同样值得铭记的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简称沪港通），都表明变化正在来临。
国企中信集团的本名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该公司实际上是在香港借壳上市。向其市值仅有60亿美元的香港子公司注入370亿美元资产之后，这家业务庞杂的典型国企已变成了一家从表面看通过该上市实体运营的市值480亿美元的公司，业务范围横跨金融到足球队的多个领域。在进展缓慢的国企改革进程中，中信集团一马当先。
与此同时，沪港通来了，香港和上海两地投资者得以首次投资对方的股市。港交所(HKEx)刚刚完成了一轮测试，沪港通将于今年10月启动。最初的怀疑情绪开始消散。2007年的港股直通车计划流产，但曾将恒生指数(Hang Seng)推高60%。自从沪港通计划4月公布以来，港交所股价上涨了38%，成为恒生指数成分股中的最大受益者。沪港通对两地股市的股票都有好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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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谈到中国时的语气中，你会发现印度自我感觉更好了。在2010年之前那几年的经济繁荣期时，许多看好本国的印度人曾预言，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将赶上它的邻居中国，达到两位数的增长率。然而，这个预言始终未实现。相反，政治上多年无所作为、腐败丑闻层出不穷，让印度的乐观主义者也变得谨慎起来。
眼下似乎又出现了将印度与中国相比的苗头，反映出印度在就任刚满百日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下，开始重新焕发活力。但在复苏仍然缓慢而脆弱的情况下，这种苗头也令人担忧——它或许是过度自信的信号。
最新乐观情绪源于上周五发布的数据，印度第一季度增长强劲，超越此前的预期，增长率达到5.7%，为2012年初以来最高值。连续两年持平的工业增长率也出现猛增。
印度财长阿伦•亚特力(Arun Jaitley)上周末预测，未来几个季度情况还会更好。投资者也认同这种预测，周一将股价推高至创纪录水平。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放缓至7%的趋势，预言印度经济增速或许会超越中国不再显得荒诞不经了。
印度最大资产管理公司HDFC共同基金的主管普拉尚特•贾殷(Prashant Jain)表示，印度在几年后就将超越中国，成为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舍坦•阿雅(Chetan Ahya)也认同这种观点。“或许在3年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确实，印度的增长速度将更高。”他说，“如果印度政府足够果敢，或许还要不了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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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掀起新一波的私有化浪潮，但精简臃肿的国有部门的努力，将面临那些获益于旧有增长模式的人的激烈反对。
负责管理115家最大型国企的机构上月发布了一份将6家央企纳入试点的改革计划。
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的试点计划是根据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几十个地方政府的建议推出的。然而，该计划的谨慎特性恰恰突显出改革努力面临的政治挑战。
国资委被普遍视为捍卫国有企业利益的官僚机构，不太可能主张收缩该行业。在国资委选择试点的6家企业中，只有两家将试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是私有化的代名词。
野村证券(Nomura)驻上海经济学家陈家瑶(Wendy Chen)表示：“国企改革牵涉如此多的利益集团，还可能导致裁员。”她称，尽管中国政府迫切希望最终落实这些改革，“但现在的重点是保持一个强大而团结的政府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我们预计今年不会取得太大进展”。
国企改革遭遇政治阻力不是什么新鲜事。1998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启动改革，使国企员工人数从1997年的6600万缩减到2004年的4000万，数千家亏损国企被清算或私有化。然而，那些改革是在局面已经不可收拾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发放给亏损国企的不良贷款已经使得银行体系在理论上资不抵债，即便国有集团仍在以补贴的形式从中央财政拿走巨额资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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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劫富济贫”帮不了穷人》一文（Equality is irrelevant if the poor are growing richer，中文版于8月28日发表——译者注）寻求豁免世界超级富豪对于世界穷人的责任，但她的计算方法有误。正确的计算显示，其实只需全球85个最富有的人，就能为结束全球最穷人口的深重苦难做出显著贡献。
根据福布斯(Forbes)的最新调查，最富有的这85人拥有的净资产加起来，达到2万亿美元。像麦克洛斯基那样，假定把这些资产全部用于造福世界穷人。如果像基金会或大学那样，每年以5%的标准真实支出率支出，那么年度资金流将达1000亿美元。
到2015年，按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标准，将有大约10亿人（所谓“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如果按每个家庭5个人计算，这意味着将有2亿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85个亿万富翁的财富，每年可向每个贫困家庭支付500美元。
这么多资金将彻底改变这些家庭的生活，这已被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UN Millennium Project)、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B and Malaria)、全球农业和食品安全计划(Global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Program)等组织的大量研究所证明。这么多资金将足以完全填补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的资金缺口，足以为贫困儿童购买全部基本疫苗，足以在非洲培训并安置至少100万名社区卫生工作者，足以资助所有贫困的小农购买改良种子和肥料，足以保证所有人都能用到微电网的电力，此外还能做更多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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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多年中国官方频繁调控房地产，然而未能遏制住房地产价格间歇性飙升势头；相反近两年并未追加出台打压房地产政策，然而在货币财政总量关系“既不收紧、也不放松”宏观形势下，这个曾经一度喧嚣不安行业反倒终于开始朝冷静理性方向艰难回归，甚至近期博鳌房地产论坛以“下行通道中的房地产”为主题，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房地产行业正经历调整。
目前货币与社会融资每年增速维持在13%-15%，对比而言不算很低水平，而房地产行业倍感下行调整压力，关键原因是在早先繁荣通胀时期扩张过快，其累积失衡矛盾需切实调整。这一观察提示通胀宏观失衡与调整具有部门结构特点：货币超发冲击下不同部门承压不同，其规模扩张与价格涨幅不同，此后修复失衡经受调整困难也相应不同。分析繁荣扩张时期总量性通货膨胀与结构性物价上涨之间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目前调整阶段走势的特征表现。
与上世纪90年代比较，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通货膨胀在物价表现在形态方面发生显著变化，构成特征现象之一。经济学教科书上通常以消费物价指数（CP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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