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西方预测中国GDP将成为世界第一，这种捧杀是否类似当年我们邻国日本的遭遇，从世界第二的位置跌落到收获失落的十年？”近期一次读书会上，主持人如是发问。

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提问。当天我和政治学者刘擎教授作为嘉宾对谈，讨论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如果按照英文直译，更准确地说，应该译为《为什么西方统治至今》或者《西方为什么现在还在统治》——作者注），两个多小时内密集听到“西方”一词不下一百次（有趣的是，莫里斯坦陈西方定义超过二十多种），加上地点是在以具有老上海风格而为人所知的思南公馆，难免令人有今昔对比的错愕之感：一方面，中国官方宣传对于世界第一的封号可谓“谦让”，而民间倒是对此兴趣颇浓。如果这种情绪早在内部酝酿，西方“捧杀”的对象和目的是什么呢，更不用说日本过去遭遇不在于“西方捧杀”，今日状况其实也难言“悲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第一的称号，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是来自“西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最快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可参考我的此前专栏《中国经济第一?》）。

中国第一的情结大众不会陌生，甚至《西方将主宰多久》引发的议论升温也可以作为小小注脚：此书的中文版被中信出版社引入三年之后，近期才开始被公众广泛关注，从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到曾经的风云人物李录，对这本书都有引用和推荐，背后的动力学多少与复兴的民族情结有关。重归世界之巅的梦想因为近代屈辱记忆而被放大，这可谓国人集体情感的一种现代投射，我曾经在《李约瑟之谜与复兴梦》一文中对此有过分析。

甚至，这场读书会宣传页还引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句话，“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从经济角度看，我认为中国晚近以来的经济状况并不算退步，只是相对落后，当西欧通过工业革命以及制度变革步入工业时代之际，中国延续以往路径，仍旧陷于传统农业增长路径的马尔萨斯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西方将主宰多久》的数据，也就是莫里斯设立的以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指数，西方的核心区域一直在变化，从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再到西欧美国，而东方的核心区域则除了1900年是日本之外，大部分情况是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以社会发展指数衡量，中国曾经在公元500后曾经领先西方超过1000年，他认为“西方领先”既不是长期注定也不是短期偶然。这种将中国放入世界之中的比较，一方面可以使得国人抛弃中国中心的执着，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印证之中再度定位，重建自信。

回顾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套用那句名言“笨蛋，重要的是经济”，但只有真正的笨蛋才相信重要的只是经济。经济实力的上升往往带来影响力的提升（虽然二者往往并非同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使得国人寻求经济之外的存在感。但放在历史比较之中，或许更能明了中国经济奇迹或者中国模式的本质为何。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停滞使得直到1980年的中国人均收入，只是略好于小说《悲惨世界》中所展示状况。正是在这样基础之上，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使得人口红利可以在市场经济之下得以发挥，令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成为可能，“后发优势”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正在于起点过低。

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这也注定理性人很难不关注短期。今年宏观经济情况仍旧复杂，“7.5%左右”目标并不轻松，但经济政策风向却有一些微妙改变，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增长开始获得更多共识，官方也不再追求“保八”，而习近平今年不止一次提及“新常态”表述——新常态（New Normal）原本来自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2008金融危机之后创出的新名词，普遍表示宏观经济从繁荣—衰退周期到正常的恢复过程。

外界对习的经济表态有颇多解读，但定义显然也在明确之中，中国新常态的背后对应昔日超常增长告一段落。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近期中国超过70个中国较小县（市）不再把GDP作为考核政府官员的一项标准，以便将主要精力转向环境保护及减少贫困。

时代在变，人们的诉求也变化，比如复杂的社会生活水准衡量，是否应该以一个简单指标衡量？GDP争议不仅存在于中国，也是一个世界话题。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近期专栏中梳理了GDP的变迁以及缺点，最终结论还是我们可能仍摆脱不了GDP。数字很简单明了，但数字也只是数字，当经济增长日益与民众生活幸福感受背离之际，官方也在逐渐改善甚至放弃以往的GDP考核模式。虽然单纯放弃某一个考核指标并不会立即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行机制，但这仍旧是往正确方向迈出的有意义一步。

“您谈到中美经济的追赶，无论GDP总量还是人均GDP，问题是GDP有那么重要吗？”读书会结束时候，一位90后女孩这样问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好开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越来越多人放弃GDP崇拜，尤其是年轻一代的80后与90后对于发展理解显然与父辈不同，也更为深化多元。对于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当下，问题还在于，如果没有GDP高速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背书，那么还能提供什么呢？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新纪元，“落后就要挨打”的叙事方式正在被重构——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无论鸦片战争还是甲午战争，当时清朝GDP总量都高于对手，结果却是近代屈辱的开始。

回到开篇问题，刘擎教授不无机敏地反问，中国为什么要当第一？他一方面表示自己“相信”中国会按照北京宣称的那样以和平方式崛起，另一方面，他指出西方的焦虑来自于如果中国主宰世界，关于那个“新”世界的规则以及信息却不明确。向前看是为了向后看，也许我们有生之年，可能很难看到中国人均GDP成为世界第一，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民众享受更稳定的经济福利、更稳定的法治环境，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本身就意味着对于经济低增长的高容忍度，而东西文明最终的关系，或许是共生互补，而非你死我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将出版《凯恩斯的中国聚会》，邮箱xujin1900@gmail.com，@徐瑾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