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头几天里，我认识的三位男性分别鼓足勇气告诉我说，他们的工作状况有多么糟糕。第一个人已经到了忧心如焚的程度，因为公司想让他自愿辞职。第二位则因为公司做出了一个他所不能理解的决策而深感不安。第三位抱怨自己什么好事都没有遇到：其他人都获得了提拔，而他仍停步不前。

我对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想法。第一位应该收好遣散费，并为离开一份他本来就不喜欢的工作还能得到报酬而表示感谢。第二位应当克服焦虑。第三位则应当考虑寻找其他工作机会。不过，如此出色的建议收到的效果却很差。三个人中没有一个略显宽慰。

经过更深入的讨论，结果是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而又根本性的错误。让这三个人感到烦闷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被他们视为足以压弯脊梁骨的羞辱感。没有人对实用的解决办法真正感兴趣。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止住痛苦的途径，也就是挽回面子的办法。

为了逃离所有这些真实世界里的羞辱，我坐下来准备看完圣诞节时收到的碟片套装。在精彩的美剧《扪心问诊》(In Treatment)里，我看到了剧中人物沃尔特•巴奈特(Walter Barnett)拜访自己心理医生的片段。沃尔特是一家婴儿牛奶生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牛奶受到污染，导致婴儿死亡，引发企业股价暴跌，沃尔特因此辞职，并试图自杀。随着剧情的发展，我逐渐发现，沃尔特自杀并不仅仅是因为对死去的婴儿心怀愧疚；他真正无法面对的是自己的颜面扫地。

即使在英剧《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中，也一样有关于工作中羞辱感的刻画。剧中人物莫斯利(Molesley)新近从管家被降职为男仆。当他接过一副白手套时——这是他作为一名地位低下的男仆所必须戴的——他脸上的表情足以作为痛苦的样本好好研究。

所有这些真实和虚构的故事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同情与不耐烦杂糅的复杂感情。我能理解人们的痛苦非常强烈，但这只令我想要大喊：“振作起来！”我还注意到，备受煎熬的通常是男性，女性不太容易被工作中的羞辱感所吞噬。我没有数据来支撑这一论断，只有数十年的办公室经验，以及对于事情为何会这样的一种直觉猜测。女性首先不会过分在意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并且通常不会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工作这一个篮子里，而是会稍微分散。

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将直接反驳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即女性——通常意味着脸皮薄，并认为所有批评意见都针对自己——更难适应办公环境。正相反，由于女性不太容易被羞辱感所影响，或许反而能表现得更加灵活和有韧性，例如每当有人忘记邀请我们参加例行会议时，我们不会把这当做是对我们自尊的一次沉重打击。

羞辱感不仅令人痛苦，而且毫无意义。和负罪感或者耻辱感不同，这两者都有明确的进化上的意义，羞辱感什么意义都没有。它不会促使人们改正行为。正相反，它会使人作出灾难性的糟糕决定。我认识的那个人很可能会继续去做那份他讨厌的工作，因为他认为离开是种羞辱。莫斯利很可能更愿意去修路，也不愿在唐顿庄园遭受降职的羞辱。至于沃尔特，他做出了最最无用的决定，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除了造成痛苦、损人心智以外，羞辱感也毫无必要。被羞辱折磨的人只要一想到自己在外部世界眼中的地位降低就备感焦虑，但外部世界通常过分忙于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会费神去管其他人所感受到的轻慢。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步，应是消除明显旨在羞辱人的不良工作惯例。因此不要再公开批评，不要再搞秘密搜查，也不要再对人咆哮和恃强凌弱。但单凭这些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羞辱不仅来自不文明的管理模式，还受人们的心态影响。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于，重塑人们心目中关于羞辱感的观念，就像近些年来人们对于失败的重新认识一样；现在失败不仅被认为是正常的，还被看做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每个商学院都应开设案例分析课程，在课上学生将体验到被催离职、被人忽略以及羞辱的感觉。我们迫切需要战胜羞辱感的模范榜样——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完美的候选人。当妮歌拉•劳森(Nigella Lawson)厌倦了教授如何制作枫叶奶油纸杯蛋糕时，她可以教给自视甚高的MBA们，相对于他们今后必然会遇到的糟糕情况，如何优雅地应对更加严重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