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危机并未结束，但已发生一个重要转变。政策辩论已经结束。不会为欧元区银行设立一套统一的保障体系的决定，彻底打消了利用任何形式的债务共担机制来解决危机的想法。所有调整将通过外围国家的紧缩和价格通缩来完成。大部分调整仍未进行。此外，各方已经决定，减轻债务负担的方式是偿还债务，而不是通胀、违约或债务免除。

如果你了解些经济史，就会发现——说得委婉点——这是一组令人敬畏的选择。唯一软化严厉程度的政策创新是现有的两大后盾：欧洲央行(ECB)迄今未经受考验的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和欧洲稳定机制(ESM)。按照OMT计划，欧洲央行可以购买处境艰难国家的债务。

欧元政策辩论的结束自然转移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现在重要的是调整本身以及OMT计划的稳健性。2014年上半年有三件对这些问题有影响的事值得关注：德国宪法法院将要对OMT做出的裁定，意大利政府的决定以及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选举。

德国宪法法院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破坏OMT计划的可信度。这个案子有些古怪，因为严格说来，德国宪法法院对欧洲央行并没有司法管辖权。然而，它的确可以要求自己有管辖权的德国政府、议会或央行采取一些让OMT无法落实的行动。

德国宪法法院也可能出台具有类似效果的其它限制措施。例如，它可以要求，德国有关部门坚持欧洲央行的任何干预都不能超过既定财政上限的规定，或者这些干预需要得到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全体公开投票通过——从程序上说，这相当于宣判了干预措施的死刑。德国宪法法院拥有一些影响力，因为OMT计划只限于那些有ESM计划的国家，而后者是可以在国家层面被否决的。

现在来看第二件事，意大利对欧元区未来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债务共担机制的情况下，意大利如果想要在欧元区蓬勃兴旺，就只有一条路可走。意大利经济必须变得像德国经济。我怀疑这是否可行，但这是意大利历届政府做出的选择，也是决定意大利改革议程的选择。

意大利将需要修复银行业部门以结束其信贷危机。如果目标是变得像德国，意大利还需要将净劳动力成本降低至德国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工具是削减企业为劳动力支付的税收。由于财政没有任何腾挪空间，要进行这种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 1%至2%的减税，就必须削减公共支出或增加其他税收，以确保完全抵消。

削减债务的战略甚至更为艰难。我预计意大利经济产出今年将企稳，但不会强劲反弹。也就是说，无法通过提高名义GDP增长来削减债务比率。这就只剩下一种战略可行了：欧元区财政协定中概述的战略，即意大利同意在未来20年偿还相当于其GDP 70%的债务。这意味着需要基本财政盈余（偿还债务利息之前）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达到历史上从未达到的水平。就连提倡经济改革的人士，比如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贾瓦齐(Francesco Giavazzi)，也提出，结构性改革可能要求预算赤字在一定期间突破官方上限。

第三件事是将于4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这将为我们提供某些指引，搞清楚这种调整是否在意大利和其他外围国家继续得到政治支持。许多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政党正跃跃欲试，准备进军布鲁塞尔。这些政党有望总计获得三分之一的选票。问题不仅仅是他们掌握的选票，而且还在于他们对主流中右翼政党的影响，后者也日益对欧洲感到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我的清单上并未列出欧洲央行对银行业部门的资产质量评估。我不再对这种评估有太大兴趣的原因是，政策辩论已经结束：银行业联盟的可怜残余部分对受到影响的机构重要，对得到监管新职位的官僚重要，但由于它不会对濒临倒闭银行提供统一的后盾，这个联盟对经济并不重要。

今年人们的关注重点将从政策选择转向其后果。欧元区领导人选择了一种规模大得闻所未闻的调整战略，辅之以一个主要结构要素虚无缥缈的后盾。到今年年底，我们将会对这组选择是否可行有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