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重大经济改革措施，以再平衡中国经济，降低其对债务的依赖，主要手段是逆转在过去30年里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发展模式可能发生的这种大幅度转变，自然将增加预测中国2014年经济表现的难度。

我们已看到改革可能有多么艰难。过去4年里，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走走停停的减速态势——监管机构时不时尝试抑制信贷增长，导致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但每次随着政策制定者退让，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信贷的增长随即都会重燃，尽管节奏在逐渐放慢。2014年期间，随着抑制信贷增长和防止经济放缓过猛的两种努力继续此消彼长，我们将看到这种局面变得更加剧烈。

如果北京方面不能有序地进一步放慢增速，那么中国经济越来越可能触及债务能力上限，随后增长将无序下滑。北京方面日益意识到这种风险，所以2014年最可能出现的结局是，GDP增速将继续放缓，但放缓幅度会起伏不定，到年底时各方对2020年前中国GDP增速的共识预测会降至5%至6%。

2014年，我最关注的将是北京方面不畏政治、经济代价抑制信贷增长的迹象。更具体一些，我会关注以下四方面：

1、银行间市场的压力。今年6月和12月，中国银行间市场发生了两次流动性吃紧局面，第一次形势非常严峻，第二次相对温和。由于两次流动性吃紧都源于北京方面暂时放缓货币扩张，这显示出中国的银行体系对货币投放量快速增长的依赖有多么严重。近期发布的《中国黄皮书》(China Beige Book)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经营利润不足以偿债，有很大一部分（其份额还在增长）新贷款只是为了滚转旧债。换言之，中国需要信贷增长，只是为了避免承认不良贷款，而任何遏制货币供应增长的努力都可能引起财务困境的激增。由于信贷约束最有可能首先在银行间市场浮出水面，因此监管机构越是坚决地试图控制信贷，我们就将越频繁地看到银行间市场运转不灵。

2、利率市场化。尽管所有人都认为必须放开利率管制——尤其是要使普通家庭从中受益，但这么做可能提高解决财务困境的成本，并削弱能够获取银行贷款的强大集团的优势。这使利率市场化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步伐与方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3、淡化GDP增长目标。北京方面设定GDP增长目标，就制约了其设定其他变量目标、尤其是信贷创造目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再平衡需要家庭消费增长大幅超过GDP增速（至少10年内每年高出3个百分点），设定较高的GDP增长目标会使再平衡更难实现。北京方面越早淡化GDP增长目标（比如说转而采用家庭收入增长目标），中国经济调整就可能越顺利。

4、反映改革进程的GDP增长。目前，市场在GDP增长数据高于预期时感到振奋，在GDP增速下滑时感到沮丧。这种反应应当倒过来才对。由于低得多的GDP增长率说明改革与再平衡在有效推进，因此7%或甚至6%的GDP增长率应被视为北京方面难以实施改革和再平衡的迹象。换言之，增速放缓幅度越大，我们就越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正在调整，正在降低金融风险。高增长应被视为调整失败、中期内无序调整风险升高的证据。

过去2年里，中国国内失衡终于不再加剧，并且可能略有好转。在此期间，尽管信贷增长继续加速，但GDP增速从前10年的10%至20%回落至目前的7%至8%。这预示着，随着北京方面决心真正再平衡经济，GDP增速将会进一步降至何种水平。

然而，我们不应对增速放缓感到惊恐。应明确一点，中国越是激进地解决债务问题，并解除以往导致国内消费与投资失衡的种种机制，短期内经济增速就将放慢得越厉害。GDP增速陡峭但有序的下滑可能是最佳证明：北京方面正强力推进改革，中国正在为今后10年的调整做好准备，以期重获更健康的长期增长。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本文由作者《避免坠落：中国经济结构调整》(Avoiding the Fall: 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3年9月）一书的内容选编而成。

译者/邢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