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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用与法治才是正道

《职业经理人周刊》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调整中国改革模型的重要契机。

   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再次改革的重要性和经济改革的急迫性。但任何一个改革模型都需要考虑前置条件,即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游戏底线规则意识并未真正建立,法治市场的尊严尚未形成,信用体系远未烙印到交易之中。市场改革的前提是建立基本信用体系,严守底线规则,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

    如果没有底线规则意识,一些改革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以上海自贸区为例,这个被赋予重要使命的试验田,如今似乎有些进退维谷。包括商务部研究员马宇先生在内的质疑者,以确凿的证据证明,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与商务部的清单相比,没有缩短反而加长。

    如马宇先生所说,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罗列的特别措施共190项,其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类36项、限制类78项、鼓励类中的限制措施约43项,共约157项。经过比对分析,发现两者的吻合度居然超过100%!

    上海自贸区操作方案和负面清单公布以后,原本满怀期待的国内外投资者大为失望,认为自贸区开放程度远远未达预期,高涨的市场热情骤然趋于冷淡。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却又有诸多政府主管部门暗地里不满,认为开放程度过高,很多“必须”的行业管制没有纳入负面清单。而更高层的决策者,也对目前的自贸区设计方案和负面清单不甚满意。

    不仅被抱予厚望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未如人愿,更惹人关注的金融改革至今未见细则,可见各派意见博弈之激烈。不仅保守派担忧,就连市场派人士余永定先生也担心,一旦自贸区资本项目部分开放,将引来如潮般的资金,冲破汇率隐性管制的大堤。可以想像,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必将严守实际贸易、实际投资这一角落,即使如此,改革让人忧心忡忡至今难产。

    上海官方以谦逊的姿态面对各方意见。9月29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情况说明会上,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称,“我们是小学生”。戴海波并不讳言,因为是第一次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可能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也可能会遇到很多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传统模式有矛盾的地方,或者相关方面有不配套的地方;这也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空间,“我们也可能今后会发布2014年版、2015年版。”

    更高层发出改革强音,10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诸多事先审查项目被取消等成为关注焦点。近半年来,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21项,简政放权已是大势所趋、改革指向。即使如此,地方政府审批事项尚有1.5万多项。如果自贸区改革随着全国的改革而改革,自贸区也就失去了试验田的价值。自贸区的作用是为刺破上万项的审批铁幕,磨炼一把锋利的剑,一把锈剑毫无价值。

    类似于自贸区的改革窘况屡现于互联网金融、证券、养老金改革等所有方面。如果政府放手,原本薄弱的信用体系如何支撑?如果政府不放手,市场化又如何培育?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90年代一度盛行的民营银行改革,如何因为投机者成为银行大股东,肆无忌惮地攫取利益而夭折。

    建立信用与法治,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化改革。

    在这方面,证监会改革已经上了门道。监管方向转变,只要是建立在真实信息披露基础上的市场定价,哪怕价格再高,监管层也不会横加干涉。这是对于市场信用、市场定价的基本尊重,如果基础制度没有大的缺陷,而市场定价依然畸高,我们只能尊重投资者貌似不理性的选择,没有权利把市场扭转到某些人认为正确的路径上,那才真是大错特错。

    对于内幕交易,虚假披露,证监会进行了严惩,哪怕造假试图上市而没有成功的拟上市公司公司与中介机构,也无法逃避严厉的处罚。而万福生科造假的投资者赔偿基金,开了快速赔偿普通投资者的先河。法治有了尊严,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才有尊严,证监会试图给市场划定底线游戏规则,改变以往所有人突破底线乱闯红灯,投机者、盗贼与小股东互相仇恨。

    我们必须放松心态,不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信用市场百废待兴,从建立底线信用做起,是尊重客观现实。

    从这个角度看,《新快报》事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以为从王老吉、加多宝以来的一系列突破底线的恶性竞争划定一道底线,告诉经营者法律、规则可以容忍的底线究竟划定在什么地方。

    底线思维、信用与法治也为所有的市场改革开辟了一条宽阔之路。

    互联网金融P2P一个月内连续遭到挤提,自10月1号以来有11家公司倒闭,传统的思维立马作怪,转向行政审批,提高进入门槛要多少资金、多少股东等。金融行业的现实早就印证了,注册资金多并不等于有信用,由国有企业控股将失去草根金融的精髓,此时监管者需要做的是划定底线,比如禁止大股东关联贷款、交易平台信息全部公开、通过P2P公司的支付控制风险、对这一行业的公司进行风险评级。

    信用有溢价,游戏规则得到公认,并且被严格遵守之后,市场化走上信用与法治的轨道,才不会出现市场化被审批制度逼退的情况。无论中国的经济是向新加坡学,还是向德国学,公平的法治不可缺少,现在是建立底线游戏规则的最佳时机。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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