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人均收入增长与澳门和新加坡相比明显落后，而且渐行越远。与深圳、上海等中国内地城市相比，香港的竞争优势也在不断下降。
香港目前还不是一个悲情城市，但前途却堪虞。
香港的历史记载着中英两国的矛盾与争斗、国共两党支持者激烈的冲突、以及引伸至当前当地建制派和反对派在政制问题上的争拗。推行“一国两制”本是为了避免改朝换代过程中可能出现暴力与流血，让不同政见的市民可以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当中。在十六年前，中国大陆与香港经济发展的水平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制度设计者也希望借“一国两制”保障那个特区城市经济的有效运转。
然而，虽没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矛盾却留了下来。言论自由使传媒能监督政府，香港从而成为中国最廉洁的城市之一；但却激化了矛盾，争拗似无止境地延续下去。
“一国两制”应是一个折衷方案，甚至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却也能给台湾一个示范的作用。在香港，亲中的建制派较遵从“一国”原则，而温和的反对派却强调“两制”。那其实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使用期为五十年，距今剩下还不到三十四年。
在上一届特首选举期间，梁振英曾被传言是中共党员，他对此曾公开否认并当选了香港特首。其实，香港的政治人物是否中共党员并不重要，关键在乎他是否能贯彻中央政府的治港方针。
梁的当选的确引起香港社会的反弹，主要是担心中央政府会收紧对港的政策。但不顾激进反对派的“踩场”，梁能坚持到社区与市民交流，他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与其前任也有所不同。但他并没有撕裂香港社会，因为香港从来就分成两大派：亲中人士与他们的对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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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外国债权人，持有未清偿美国国债的大约8%。中国大多数网民和舆论引导者对美国的预算纠纷不甚了了，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明白，美国政府一贯出于本国利益参与世界经济游戏。
美国以接近于零的票面利率发行国债，这些国债被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买下。只要美国联邦政府增加债务总量的速度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通常为每年2%至4%）减去实际利率（近年为零甚至负数），它就能够几乎永远滚转债务，永远不需要为还债操心。
在中国的多数分析人士看来，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国会和白宫似乎不明白这场游戏给美国带来的好处。证据便是美国的预算乱局。举目世界各国，政界人士围绕政府预算展开激烈争斗是相当常见的事。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美国的一部分现有国债发生技术性违约，那将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在玩的奇妙游戏进入终局。
从许多经济学者的视角看，中国政府在美国债务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同样令人费解。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一直主张，政府应当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因为他们担心美国政府的政治争吵和持续高企的基本预算赤字。
可是，中国官方实际上增加了对美国国债的敞口。许多人辩称，这是因为缺乏替代手段管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
这个命题是不正确的。
一个替代方案（尽管不容易实施）是，出售中国所持的美国国债的一半（大约1.2万亿美元），然后将资金配置到以下三个类别的金融资产：
首先，中国可以购买在中国市场开展经营、并在全球各地证交所上市的所有跨国公司至多5%的股票。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就像在投资于中国自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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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是美国制造的。且不提中国人民的聪明勤劳，正是因为借助了美国设计并建立的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才有可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中国政府有理由忧心忡忡。美国既然能打造出这套体系，就能毁灭它。
美国政府的财政僵局招致中国的尖锐批评。中国明确告诉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国会的共和党人，希望美国承担起其全球责任。在这些言辞背后隐藏着严重的担忧。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了。一旦出现另一场冲击，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降到6%或7%以下，而这一增速是中共认为保证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底线。
现在已非美国权力和声望的巅峰时刻。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以及愿意与伊朗对话，让传统的阿拉伯盟友愤懑不已。土耳其选择了一套中国的防空系统，而没有采用美国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抱怨奥巴马对巴勒斯坦和伊朗的态度太过软弱。这些国家自身都曾犯下大量错误，但中东对美国的质疑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由于美国政府关门，奥巴马被迫缺席了在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和在文莱举办的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他的缺席以及华盛顿正在上演的财政闹剧，让人们很难相信美国政府大肆吹嘘的“重心转移到亚洲”政策。现身这一地区很重要，但奥巴马把舞台让给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习近平而言，他对美国政策走向有三层担忧。前两层担心很严重，但都是周期性的。第三层担心就很危险了——结构性变化威胁到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前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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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因为在中国内地的单杯咖啡售价高于美国等地，受到道貌岸然的指责。这种缺乏经济学常识的指责遍地都是，比如以土地价格与建安价格指责房价过高，以中、美、欧等地人均收入指责中国消费品价格过高，受此指责波及的包括眼镜、牛仔裤等，现在是星巴克。
任由这种缺乏常识的指责泛滥，生产商将丧失定价权，消费者将丧失选择权。
商品的定价是由总体而言是由稀缺性与市场认可度决定的。
在奢侈品方面尤其如此，否则很难理解一件名牌衬衫卖上万人民币，还有人趋之若鹜。当服装等产品主要不是为了保暖，而是替人打上身份与文化的烙印时，其背后的运作，与品牌的持久力至关重要，所有的广告、代言、设计、门店气氛营造，都需要持久的投入与维系。
为一件奢侈品服装计算成本，纱线多少钱，印染多少钱，在中国缝纫一工多少钱，而后加上10％左右的合理利润，得出产品的价格，奢侈品厂商就得喝西北风。让一块名牌丝巾卖100元人民币，贵妇们还会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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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痴迷于投资这件事已为人所熟知。该国在工厂、熔炉、道路、机场、购物中心以及大型住宅区方面的投资规模，超过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在这些方面的投资规模。中国的投资规模达到顶峰时——即该国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了刺激计划之后——资本投资总额在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令人眩晕的49%。更糟糕的是，每当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之时，例如今年年初，该国的政策制定者就会把目光转向水泥搅拌机，再次推高投资规模。
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余永定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中国正在不断累积问题，面子工程和无法盈利的行业越来越多。余永定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把钢铁行业当作一个例子。中国有逾1000家钢厂，钢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由于产能严重过剩，钢铁行业去年的利润率极其微薄，仅为0.04%。
中国的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是一体两面的关系。2007年，中国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50%。这一事实同样已为人所熟知。中国民众储蓄过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防范患病或失业等灾难性事件。此外，中国的经济体制通过压低存款利率的方式惩罚消费者，以使廉价资金能被引导至政府支持的行业——例如那些钢铁企业。这种储蓄倾向加大了中国经济所需要的再平衡的难度。如果无法依靠消费者支出，出口部门又无法继续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投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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