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商品和投资领域的“走出去”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的“走出去”还很不成气候，也不成体系。不过，中国正在摸索以自己的方式涉足国际金融市场。

10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习近平指出，当前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巨大，特别是近来还面临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和金融市场动荡等严峻挑战，要动员更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

如果此事能够落实，无疑是中国为实现本届APEC会议三大目标（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实现可持续和公平增长、实现地区互联互通）而贡献的一项切实承诺。

的确，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到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另需3000亿美元。APEC要实现1994年确定的到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亚洲经济的新引擎，继而为实现茂物目标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在当前APEC担心因美国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而可能被边缘化的情况下，中国此举无疑充满了正能量。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本世纪加入WTO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多边或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以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超过50%，中国更是亚太许多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主要投资来源地。尽管如此，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等旧有国际金融体系中依然缺乏话语权，甚至连2010年确定的西方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让6%IMF股权的手续至今尚未完成。尽管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美国依然把中国排除在TPP、TISA（全球服务业贸易协定）以及高技术可转让国家（瓦森纳协定）之外。

于是，中国在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受害国的同时，金融“走出去”也基本被严格限制在商品领域。到2012年底，中国国外直接的境外贷款余额2200亿美元，金融机构支持国际贸易相关企业和外商企业的外汇贷款余额达7500亿美元，已经远远超过全球五大多边开发银行约5000亿美元的贷款余额。旧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不仅限制了中国金融资源对世界的贡献，而且使得世界众多国家失去了分享中国金融资源的机会，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通过货币互换也为20多个国家提供了大约1.8万亿人民币的资金。

因此，世界需要建设与旧有国际金融体系互补的金融架构，中国业已凸显了自己的方式。中国此次倡议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实际是对年贷款规模只有约100亿美元而且目标多元的亚洲开发银行的一大补充。2010年，东盟与中日韩在10+3机制下已经发起设立清迈货币互换基金，作为对IMF的补充。2013年3月， 金砖五国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13年9月，上合组织正式决定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与域内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一道，共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作为战略智库的安邦（ANBOUND）看来，在改革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促进全球可持续和公平增长以及金融稳定的目标下，拥有庞大外汇储备的中国的确需要发起组建更多新的国际金融机制和平台，促进中国金融力量参与并融入全球化。

旧有国际金融体系限制了新兴经济体金融资源服务世界经济的能力，世界需要组建更多互补的国际金融机制和平台，这对中国金融“走出去”意义重大，也为中国金融力量以自己的方式“走出去”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