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了解，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一家民间非营利机构，成员都是民营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一起希望推动企业家精神社会化，弘扬商业正气，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为此，才会每年拿出一周到两周的时间，组团开展国际访问活动。

这次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法国和比利时，为期8天。受到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和比利时政府的邀请，围绕“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的主题，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又一次基于“学习、对话和合作”的访问。俱乐部的国际访问已经成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外交活动之一。此次不仅肩负着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企业家群体风貌的重任，同时，也是为了寻找好的商业机会。我们对于法国，比利时的奢侈品、消费品、IT、农业领域都非常关注，有些企业甚至已经在欧洲投资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对于中欧关系发展都起到了最直接的促进作用。

中国企业以前“走出去”战略的主角一直是国有企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企走出去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此次访问能受到法国总统、比利时首相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接见，就足以反映欧洲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重视，也算是民企外交活动的一段佳话。

说起民间外交，历来是中国外交领域的一大特色。冷战时期著名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动大球”，是民间外交一个典型例子。新世纪以来，我们不再面临上个世纪的外交艰难，大国之间的外交议题更多的开始围绕经贸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时的表现令世界刮目相看，这为民间外交，特别是民营企业界人士的民间外交提供了更大的舞台。而民营企业家与国外政治家、学者和企业家等社会各界的对话和会晤，则已经超越民间外交的范畴，用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先生的话说，是“公共外交”了。

作为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践行者，民营企业家在从事外交活动时“话语权”有时更大。很多政府间官方交往时基于各种敏感因素的考虑，不适宜公开表露的观点和意见，而和我们却可以以半开玩笑的方式直接表达，“在商言商”嘛。况且我们的声音是属于来自“市场”的声音，这也是各国政治家们都喜欢倾听的重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声音也更容易被他们“听进去”。比如这次在欧洲访问期间，我就欧盟对航空业征收碳排放税的问题表达了自己作为一名普通中国商业界人士的看法。在我看来，这种不论国情如何一概统一征收标准的做法就像是富人邀请穷人一起吃他们平时吃不起的饭，但买单时候却要求大家AA制。当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居民还仅满足温饱、奔小康的路上，而欧洲大部分国家居民却早就进入了追求自我享受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阶段。大家处于马斯洛需求的不同层面上，认识问题和考虑问题的角度自然有所不同。此时欧洲国家有能力为环境保护承担更多的义务，而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温饱还没解决的前提下去承担相同程度的义务，未免不够公平。我在和欧盟高级别官员的茶会中表述了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善意的回应。我觉得这样沟通的效果比在正式场合咄咄逼人的互相指责可能会有更多回旋余地和探讨空间。

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民间经济外交，为此在具体做法上也需要与国际接轨。我们应该继续加强行业协会等组织建设并使之市场化、民间化和去行政化。使之成为真正的民间行业公会或商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在外交渠道上及时对本国行业产生影响力和保护性。这样在涉及跨国、跨地区的商业纷争时，中国大可不必动辄以国家商务部、外交部的层面为本国企业争取权益，而应让各行业组织“施展拳脚”，与国外的同业机构展开激烈辩论，让他们就贸易争端的条款先行平衡彼此利益，作为各自国家层面则尽量扮演“共同裁判员”的角色，这样有了一层缓冲，会有利于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不至于因为一些小的贸易争端而破坏了国家间关系的大局。

对于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我则建议多邀请他们的官方机构和人员来中国访问交流，以进一步增加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但这种访问不应再局限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建议他们多走走中国的中西部，甚至可以将一些国际性会议放在中西部的二线城市召开，让他们深入认识到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实。这对于“中国崛起威胁论”等都会有很好的退烧作用。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应当在对外交流与交往中时刻注重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好的感悟中华文明的精髓，让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更好更快的理解中国，理解中国文化。